田方萌：三十自述

作者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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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仪的偶像们在年轻时就已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学问事业，奠定了人生丰碑的牢固基石。达尔文三十岁时完成了贝加尔号远航，回到伦敦继续思考动植物的起源 问题；叔本华三十岁时已周游欧洲列国，一气写下《意志与表象的世界》；梁启超三十岁时流亡日本，积极吸收西方先进文明，其人其文名动朝野；连成就最小的潘光旦，也自哥伦比亚学成归国，一边译介优生学说，一边研究人才理论。

与这四位前贤相比，我在而立之年既乏善可陈，又无功可表。这等无所作为，皆因我十余年来惰于明志，疏于律已，惑于女色，迷于清淡。鲁迅中年后回忆：“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我以往也作过种种好高鹜远的计划，后来大都半途而废了，不如学鲁迅全然忘掉。

我曾换过两回专业，辗转三地求学。虽然几无所成，甘苦自知之余，也不妨叙叙心得。拜父母之赐，我的聪慧程度，应在中人之上。家世虽非书香门第，藏书数量也 颇可观。凭借这两项先天优势，我在学校教育方面没下太多功夫，就取得考场竞赛上的不俗成绩。既然总有人愿意为我追加人力资本，我也乐得做个“职业学生”。 除过读书考试，我在人事和文娱方面能力平平，甚至有所欠缺。唯好奇心之胜，和我交往过的人物中罕有其匹。那种“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快感，我曾体验过 多次。我时常仅仅出于兴趣，琢磨一些与切身利益无关的问题，并为此花费了大量精力。可稍有闲暇，我仍乐此不疲。英谚说“好奇心杀死猫 ”（Curiosity killed the cat），世俗地看，我为满足求知欲也付出了巨大的机会成本。

如果说好奇心是推动我思考求索的充分条件，神经质则是强迫我阅读写作的必要条件。我多少有些神经过敏，对痛苦和无聊的感受都超过普通人。我幼年时体弱多 病，少年时苦闷寂寞，青年时游离飘泊。一方面，自己似乎总在逆境中挣扎，每每遭遇挫折，容易产生悲观情绪；另一方面，我的成功又来得太过容易，只要稍加努 力，几乎无往不胜。当我手上拿到一笔不菲的报酬，我就知道赚钱的乐趣转瞬即逝；当我肩上稍微负有一些权责，我就希求“无官一身轻”的闲暇；当我耳中听到他 人对我的称赞，我就发觉名声并不如想像那般美妙。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女人很有意思；后来接触过一些，发现也不过尔尔。只有在自由阅读或畅快写作的时候， 我才能完全摆脱痛苦和无聊的感受。于我而言，纯粹的认知活动是痛苦时刻的避难所，也是无聊时分的游乐场。

在知识生产体制化的时代，我既不能像叔本华那样继承一笔丰厚的遗产，也不能像伏尔泰那样获得一笔慷慨的资助，因此我选择栖身象牙塔内。学术体制并不允许我 为所欲为地追求真知，但她毕竟为我解决了基本的生计问题，给了我一定限度的自由和尊严。离开谨严而温情的学院，我就不得不效力于那些俗不可耐的商家，或是 听命于盛气凌人的权贵。因此，我甘于遵守学术规范，以满足学院的体制化要求, 哪怕做些匠气十足的手艺活儿。与此同时，那些究天人之际的大问题又令我心潮澎湃，使我不安心于仅仅充当学术作坊里的一名知识工人。于是，我和学术体制的关 系就像那些恩怨交织的夫妻——感情不睦，却又不能离婚。

庙堂之外便是江湖，体制之外还有网络。这些年我交结过不少人，各色脸谱也见识过一些。总而言之，我对人际关系抱有悲观的看法。以前我伤害过一些人，一些人也伤害过我，这都是我希望避免的；后来我疏远了一些人，一些人也疏远了我，终归相忘于江湖。我越来越不需要求助他人，我在他人眼里恐怕也没有多少实际价 值。多年的漂泊生活使我习惯于同人们保持远距离交往，满足于谈古论今，不涉利害的君子之交。就像我已经放弃从几本书中获取终极真理，我也放弃了从几个人身上找到终身寄托。

此文抒发的情感似乎显得消极，其实我对目前的生活颇感适意。尽管尚有些许不如意，我很可能处于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我渐渐淡忘了过去的苦痛，对未来也没有特别的希求；我抱持着儒家的入世情怀，也吸收了一点道家的超脱精神；我学会了斯多葛派消除贪欲的苦功，也养成了伊壁鸠鲁派享受欢娱的嗜好；我在理想主义中挥洒过激情，却又在犬儒主义中恢复了淡定。

我越来越感到世界就是这样，我改变不了她，她也改变不了我。我冷淡，因为我和环境总保持着距离；我庆幸，我终究要成为我希望成为的那个人。只要彼此之间留 有空间，我和这个世界还是能够和谐相处的。西哲帕斯卡发现，人的一切不幸都来源于一件事，那就是不懂得安安静静地呆在房间里。既然我已经懂得这条道理，安于斗室内同电脑作伴，再过三十年，我也应该像爱因斯坦那样回忆一生——“年轻时痛苦万分，而在成熟之年甘之如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