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明：沉默的时代领跑者 7-2 北京人在纽约

　　2. 北京人在纽约

　　1980年3月，北京正是乍暖还寒之时。王波明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英语，安静、舒适的校园环境让他感到踏实，那个翻译家的理想离他越来越近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将他送出了国门。

　　1978年中美达成协议，国家教委陆续与英、加、意、法、德等国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之后，中国开始向西方国家分批派遣留学生。后来，有人将这个时段出国的留学生描述为“第五代”。

　　王波明即在其中。

　　与公派留学不同，王波明是自费的。当时留学的人并不多，更别说是自费留学。刚进入80年代，中国经济还很不发达，全国最高的工资才200元。是亲戚为王波明写了经济担保书。

　　那时国外各个学校都没有中国人，当同学听说王波明是从红色中国来的，都很新奇。

　　“你们平时怎么上班？”

　　“骑自行车。”

　　“啊？”

　　在美国，上下班不是开车就是坐车。骑自行车是一项运动，因此，同学们都觉得奇怪。

　　美国的教育制度跟中国不一样。

　　“我去的学校是社区学校，在学校印象最深的是，学校条件很差，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专科，就两年。”

　　“因为父亲是外交官，我刚出国上的也是国际关系学院。”在王波明的眼里，虽然父亲跟他沟通不多，但他相信很多事情都是潜移默化的，时间长了，自然会互相理解。

　　王波明把在国内二外上大学一年多修的学分转过去了，这样他第一年就可以不用修课。“我数学很差，但是到了美国我每次都拿A，不是我水平高，是当地学生水平太低了。我经常和人家说一个笑话：1＋1＝？半个班以上的同学都说等于3或者4，我说等于2，然后我就得了A。”

　　在国内并不突出的王波明，在美国学生面前，不但找到了绝对的自信，而且风光地拿了奖学金。

　　美国的月亮跟中国没有差别。在美国求学的王波明，很快就遇到了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虽然他拿了奖学金，可以当学费，但是生活费得自己掏。

　　“最惨的一次，我和当时住一起的梅山，两个人口袋里都不到1美元。我们刚搬到一个屋子里，当时因为还没有交电费，晚上就只好黑着灯睡觉。我们当时带了一个小收音机，带了一个大毯子铺到地上。那天晚上我们都没钱了，就去了一次
麦当劳，一人买了一个汉堡就基本上没钱了，连坐车的钱都没有。第二天就直奔唐人街的职业介绍所。”

　　于是，王波明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在餐馆当服务生。但是当时的餐馆不给工钱，服务生靠收小费作工资。

　　“一般来说，客人会给饭钱的15％做小费。”

　　初来乍到的王波明开始连盘子都不会端，结账更是一塌糊涂。但是时间久了，“铁杵磨成针”，王波明的接待技术也变得很娴熟。端盘子是一个技巧，王波明渐渐学会，每次进出都算好，每次进厨房的时候要收集满满一盘吃完的盘子，出来的时候就是满满的一盘菜。这极好地锻炼了他的条理性。

　　“还有结账。有时把菜端错了，只好对客人说这是我送你的，反正老板很少知道底细，然后就能多赚点小费。”在美国，王波明终于可以养活自己了。

　　“最有意思的是，那个社区的黑人一般都不给小费，谁都不愿意接黑人客人。我们当时每个人负责几桌。领位的时候，一看黑人来了，大家就领到别人桌上去，不愿意放自己桌。”

　　几乎和所有的留学生一样苦，王波明打工经常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

　　有一段时间，王波明要经过纽约的同性恋区，到一个杂货铺去打工。杂货铺晚上5点开门，一直营业到凌晨3点。

　　“老板是个希腊人，老板的母亲整天坐在杂货铺里盯着我，不让我哪怕歇一会儿。一会儿让我去扫地，一会儿让我去地下室搬些啤酒下来，填满酒柜。每天凌晨3点下班，到家就已经4点了。在地铁里有很多喝醉了的酒鬼，或者流浪汉。”

　　长时间的打工，令王波明疲惫不堪，上课的时间也少了很多。

　　“那时一年四门课，但是因为我打工用了很多时间，有些课上不过来，后来我就选了一些比较轻松的课，第二外语我特地选了中文。我去上课，老师讲的时候还不时看我一眼，怕说错了，我也不经常去，这样就等于只要上三门课。”

　　王波明第一次与文字结缘，是因为自己无意中写了一篇 “苦难的求学生活”。自己过得很辛苦，别的留学生也一样辛苦，干的尽是在餐厅端盘子，给人家剪草坪这类活儿。王波明一时心血来潮感慨万千，就“奋笔疾书”，写了一篇文章投给华侨日报投稿，写的就是留学生们在美国有多苦。

　　因为这篇文章，王波明和华侨日报结下了缘分。

　　王波明的最后一个工作，就是经人介绍到华侨日报。当时他认识了华侨社区的侨领梅子强先生。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梅子强先生是美中关系协会的成员。梅子强推荐王波明去当翻译。王波明说没问题！心想我还给华侨日报投过稿呢。

　　报社的生活很紧凑，王波明每天早上6点钟一去报社，就搜集各个通讯社比如美联社、路透社等的新闻稿，然后和大家一起翻译，用铅字打印出来后，贴板，10点截稿，11点出报。速度很快，报社人也很少，没多久王波明变成了报社的主力，担当起采写新闻稿的职责。

　　“那时我的笔名叫王波，我负责华侨日报头版。”

　　“我曾采访了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特别是实地采访了‘江南命案’的办案警官，了解台湾军情局指使黑手陈启礼、吴敦暗杀旅美作家江南的真相。我那时采访的新闻，几乎每次都是报纸头条。”

　　当时中国没有驻外记者，中国驻美使馆有一个人专门盯我的文章，搜集后及时发回国内。国内的报纸，大量海外信息是从华侨日报转过去的，其中不少都是王波明写的。

　　“人民日报有关‘江南命案’的报道，就是转载的我的文章。”

　　在美国当记者，很有“无冕之王”的感觉，王波明很享受。这一段经历，让王波明和出版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纽约市立大学毕业后，王波明又转到另一个市里，上了皇后大学。

　　“皇后大学的文科还可以，是公立大学，我毕业时是全优学生。全优学生在全校毕业的学生中不超过10％，虽然这所大学不是很出名，但是全优生申请读研究生就很有优势，写了申请后会有几十所大学供选择，哪所要就可以去哪所，我就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

　　因为哥伦比亚大学给了他奖学金。“别看我爸爸是外交官，可一个月才拿300元人民币。钱真让人没办法，不是你全优了，你就想上哪所大学就上哪所大学，而是谁给你奖学金了，你就奔谁去。”

　　当然这个大学也很吸引他。

　　“哥大的国际金融比哈佛都好，很多大人物都在那儿执教”。

　　在哥伦比亚大学，王波明主修的就是国际金融。

　　哥伦比亚大学的风格向来以自由著称，老师上课也不打领带，学生很有想法，有反叛精神。学生爱游行，经常搞活动。美国反越战、反种族隔离等运动，都是哥大的学生领头。

　　在哥大，在潜移默化中，王波明也受了影响。只要不是正式场合，王从不打领带，坐在沙发上全无坐相，必跷二郎腿，一会儿就出溜下去，然后再顽强地挺上来，循环往复。

　　1987年，哥大毕业后，王波明去了纽约股票交易所，在经济研究部做经济师。

　　华尔街遍地是金，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四五年，年薪过20万美元，比总统多。那时候的王波明，觉得生活如此美好！

　　正春风得意的王波明，走进纽约股票交易所没几天，就“引来”一场大股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