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奥运 与韩国民主化进程

1988奥运 与韩国民主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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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讲学，与韩国友人交谈，每涉及1988汉城奥运，他们都很兴奋，认为那是祖国和民族的荣耀。一位韩国教授对我说：“举办奥运，在促进韩国经济全面发展的同时，对韩国民主化进程，也是巨大的推动。”世界体育赛事竟有如此威力，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后来，我参看了与之有关的书刊资料，方知言之不虚也。

——题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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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韩国的政治变迁历程，是一部充满血泪与斗争的历史，是韩国民众不懈追求自由民主的历史。尽管举步维艰，但毕竟已走出了通过军事政变夺权或军人内部权力交接的恶性循环。在二十世纪后期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韩国实现了由威权统治向民主政体的过渡。

韩国之所以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能够实现民主化，是多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而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在促进韩国民主化的进程中，更起到了独特的、重要的作用。

汉城奥运会结束后韩国开发研究院发表的题为《汉城奥运会的意义和成果》的报告书中说，被调查者的56% 认为“汉城奥运会促进了韩国的民主化”，被调查者的53% 的人说：“这次奥运会后韩国国民的人权更有保障”，51% 的人说“奥运会提高了言论的自由度和公正性”，大多数公务员认为， 奥运会促进了行政方面的公开化和民主化。

汉城奥运会组委会主席朴世直将汉城奥运会对世界的贡献归纳为10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奥运会是民主化的促进力量”。韩国人不仅仅满足于经济的发达，而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为实现平等、自由、社会正义和民主而奋斗。汉城奥运会开幕的1988年，韩国几乎同时完成了发展经济和实现民主两项历史任务。

1988年9月17日开幕的第二十四届汉城奥运会，历时16天，共有160个国家和地区的9417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是历史上参赛国家最多的一次世界体育盛会。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1990年9月说：“我确信，在近代奥运会近百年的历史上，第二十四届汉城奥运会是一次最成功的大会。”

汉城奥运会像火炬，照亮了长久生活在殖民统治和军人威权统治黑暗中的大韩民族，使之充满自信地去开拓未来之路。在历时16天的奥运会上及奥运会前后，韩国国民用汗水、智慧、使命感和惊人毅力，共同修筑了汉城奥运会这座将永远留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的金字塔。它对韩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产生了积极而巨大的影响，使这个东亚半岛上的国家进入了历史的新时代。

现代韩国的政治转型

1987年，即汉城奥运会的前一年，韩国当代政治发展史进入决定性阶段。学生运动和民众抗议斗争重新高涨，汉城各大学纷纷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全斗焕对汉城大学大三学生朴锺哲被拷打致死事件谢罪，韩国的中产阶级也积极投入到运动中来。6月，全国22个城市召开24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要求全斗焕取消“把修宪推迟到下届政府成立后的四'一三护宪措施”，要求保障人权，反对残暴的独裁统治，要求民主化和政治改革。全斗焕政权陷入空前的全面被动之中，其向民主政治转变已势不可免。

在民主化抗争达到最高峰的6月中旬，国际奥委会给韩国政府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动乱继续扩大而无法收拾，将取消韩国的奥运主办权。”国际奥委会的这个严厉警告，就像是敲在独裁者身上的丧钟，让当时的主政者不得不认清时势。为了政权不被摧垮，就必须向民意投降，只能顺应民意，作出历史性的抉择。

1987年6月29日，执政的民主正义党代表委员兼总统候选人卢泰愚通过电视，向国民发表了八点民主化宣言（即“六'二九特别宣言”）。其内容是：采纳直接总统选举制；赦免反体制人士金大中等；扩大和保障人权；保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实行地方自治；政府不得干涉大学、恢复政党活动自由；开展政治对话；进行社会改革。

尽管这出戏的大幕是突然拉开的，但剧本却是广大韩国民众历经数十载艰苦斗争的胜利果实。它是以中产阶级和大学生为先锋和主角的民众，在长期的民主进军中夺取的重大胜利。

“六'二九宣言”揭开了韩国民主化进程的新纪元，开始了现代韩国的政治转型。1987年12月，卢泰愚因在野党的分裂而渔翁得利，当选韩国总统。卢泰愚执政之后的民主化和自由化，借奥运会水闸的开启，一旦打开就无法关闭了。

奥运之后的韩国社会

汉城奥运会一结束，全斗焕夫妇因家族贪渎敛财而公开向全国国民道歉。任期届满后，他隐居江原道仁济白潭寺，过了两年暮鼓晨钟、草灯独对的佛门生活，以对其独裁统治期间的深重罪孽闭门思过。后经国会与检方的深入调查，并成立“五'一八事件真相调查特别委员会”，起草相关法律，于1995年10月，在“匡正历史”的名义下，将两位靠武力政变夺权、上台后实施屠杀暴政、手脚又不干净的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一起送上了审判台。两位前总统同时带着手铐上法庭受审，开韩国宪政史之先河，是韩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次重要事件。

在民众铺天盖地的要求民主化的运动面 前，为使政权不被反抗洪流冲垮，先后三位总统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都通过争办奥运，试图缓和国内气氛。朴、全、卢三位总统曾先后担任申奥决策者、体育部 部长和汉城奥运会组委会委员长。客观地说，他们作为国家领导人，为奠定汉城奥运会成功的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2年12月，金泳三当选总统。他是32年来韩国第一位文人总统，也是长期为韩国民主化而斗争的民主斗士。金泳三认识到自己肩负着巩固民主政治的历史使命，上台后大胆采取措施，清算威权主义、实行军队改革、扩大政治参与，建设一个更加自由、成熟、民主的新韩国，并承诺为“五'一八运动”死难者建立国家公墓，为“五'一八运动”正名平反，将光州事件爆发日定为“韩国民主运动纪念日”。

金泳三宣誓就职的第三天，便向全国公布 其个人及家庭成员的财产。之后，政府各部门高官、国会议员、司法高官均上行下效，陆续公布个人和家属的财产。金泳三政府还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按民主形式进 行选举，与各在野党开始合作。此后，韩国又经过深谙世界民主政治精神要义的领袖金大中时代和当今的卢武铉时代，民主化进程稳步前进，步入更加健康成熟和稳 定的轨道。

奥运的光荣，韩国之骄傲

韩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家金容沃说： “汉城奥运会成为韩国独裁者加诸自身的枷锁；奥运会对韩国是很重要的‘历史线’，把全国人民的历史问题全都压缩在奥运，大韩民族利用奥运达到民主，奥运则 是韩国民众争取民主的战利品，不能低估它在民族历史中的意义。”哲人所言极是，经过斗争苦难的洗礼，一个新的民主韩国出现在世界东方。

韩国历史告诉我们，汉城奥运会是一次为追求民主化的国家的“希望的奥运会”，它使韩国民众的民主梦终于能够实现。这是奥运的光荣，也是韩国之骄傲。

(作者：楚韩)

人大经济研究所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联合举办“中美宏观经济圆桌论坛”

(2011-04-18 05:36:08)

作者：经济学院

4月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美国哥伦布比亚大学全球研究院主办，哥伦比亚大学维利可持续国际投资研究中心和中国2049 项目协办，美国德勤事务所中国业务部资助的“中美宏观经济圆桌论坛”在位于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和美国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的20余位学者参加了论坛，就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 美国相关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共120余人参会。 　　论坛开幕式上，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教授致开幕辞。他指出，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世界将更多目光都 聚焦于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人大经济研究所拥有中国国内一流的学术团队，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政府智囊团之一，定期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是 中国政府高层决策的重要参考，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曾亲临研讨会现场并给予高度肯定，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也曾多次对该所的研究成果做出重要批 示。 作为合作研究形式的一种创新，中美宏观经济圆桌论坛汇聚了中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优秀学者，就中美经贸关系展开深入的分析和精彩的研讨，对目前中美宏观经济 形势和经济政策进行独到的诠释，为大家准确把握中国和全球经济脉搏，提供前瞻性、全局性和策略性精辟点评。杨瑞龙教授希望这次论坛能够成为人民大学与哥伦 比亚大学学术合作的新里程碑。 　　哥伦比亚大学维利可持续国际投资研究中心执行主任Karl P. Sauvant教授，哥伦布比亚大学全球研究院东亚项目执行总监Juliette Li女士，美国德勤事务所中国业务部主管合伙人Clarence Kwan先生等分别在开幕式上作简短致辞。 　　 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刘元春教授发表了题为China Economy under the Impacts of Recycling Liquidity and Neo-Planning Effects的主题演讲，深入分析了中国当前通胀压力的深层次原因、中美贸易失衡的来源及其与美国失业和制造业发展的关系、中美新能源领域合作的可能性 等方面的问题，并解读了中国“十二五规划”的相关内容。刘元春教授深入浅出的分析和翔实丰富的数据获得了在场听众的高度赞许与肯定，精彩的演讲博得了阵阵 掌声。 　　在小组讨论环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雷达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王晋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副院长郭杰教授等分别发表了题为《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通胀？》，Asymmetry and Symmetry on the Sino-U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y，Defensive Tactics of the RMB Exchange Rate Policy和Expansionary Public Policy and Economic Recovery in China的简短学术演讲。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José Antonio Ocampo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维利可持续国际投资研究中心Kenneth Davies教授，美国德勤事务所合伙人Christopher Cooper，美国联邦政府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首席经济学家Feng Liu博士，纽约市立大学陆洲博士等学者也发表了各自对于中美经贸关系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看法。与会学者还与现场听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学术讨论和 Q&A，气氛十分热烈。 　　在论坛闭幕式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杨瑞龙教授和会议组织方面的负责人分别做闭幕词。杨瑞龙院长说，当下，关注和了解中美两国经济，对于中美双方乃 至世界都非常有益。这次，人民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联合举办这样一个纯粹的民间论坛，促成中美两国资深专家进行深入的研讨，为两国经济健康发展和民众福利的 改善提供政策建议，是十分有意义的学术探索。 哥伦比亚大学维利可持续国际投资研究中心执行主任Karl P. Sauvant教授表示，论坛十分成功，在哥大的教授和同学之间引起强烈的反响，大家都觉得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对中国的经济更是进一步加深了了解。哥伦 比亚大学一向很重视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多年来与中国政府和学术机构的交流频繁。人民大学作为中国知名的研究学术机构，有着得天独厚的研究资源和雄厚的科研 力量，衷心希望能在未来有更多的学术交流，共同研究探讨未来中美两国乃至世界经济，中美宏观经济圆桌论坛应该继续举办下去。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张红霞副教授、宋枫博士、党委副书记丁凯等也参加了论坛。 　　中美宏观经济圆桌论坛是人大经济研究所持续推进高层次国际学术交流、提升学科国际性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日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宏观 经济分析与预测（2009-2010）》英文版在海外出版发行。在研究成果“走出去”的同时，人大经济研究所也积极努力的需求国际合作，实现研究团队“走 出去”。这一次，人大经济研究所在中国国内多年成功举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首次走出国门，登陆海外一流高校的学术讲坛，实现了中美资深学者的“强强对 话”，拓展和延伸了人大经济学研究的学术舞台，这对于实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展示中国高校经济学研究的实力，建立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交流中 的话语权和提高中国经济学研究成果在海外顶尖研究机构的影响力，都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相关链接：经济学院杨瑞龙院长率团访问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高校 　　 （编辑：王宝奎 文静）

纪宝成校长看望旅美校友段永平、刘昕

(2011-04-20 08:28:14)
作者：资产与后勤管理处

美国当地时间2011年4月18日下午，在美国访问的纪宝成校长专程看望我校旅美校友、心平公益基金会发起人段永平、刘昕夫妇，并与两位杰出校友进行亲切、愉快的交谈。

在交谈中，纪宝成校长向段永平、刘昕校友慷慨捐赠母校的善举再次表示感谢，介绍了学校近年来各项事业发展及“十年腾飞”战略规划，简要通报了第一笔捐赠资金的使用安排。纪宝成校长向两位校友赠送了亲笔题写的书画作品、学校年鉴等纪念品。

段永平、刘昕校友对纪宝成校长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捐赠资金的管理、使用表示满意。两位校友十分关心母校各项事业的发展情况，愿意一如既往地支持母校、回报母校。

校长助理、哲学院院长郝立新教授、国际交流处处长唐忠教授、心平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长、资产与后勤管理处处长林建荣副研究员、外国语学院江晓丽副教授陪同看望。

2010年2月28日，为支持母校事业发展，促进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段永平、刘昕校友向母校募集捐赠3000万美元，设立“中国人民大学等额配比基金”、“中国人民大学心平贷学金”等。这笔捐款为人民大学历史上获赠金额最大的一次捐款，也是国内高校获赠金额最大的捐款之一。

温家宝向新任国务院参事的讲话

温家宝4月14日向新聘任的8位国务院参事和5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讲话中颇多引语。择其要者：“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王充《论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朱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贞观政要》）。

温家宝：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表明道德滑坡严重

梁文道：誰還需要另一本美國故事

(2010-05-06 16:10:14)

每當中國人寫書談論美國，他們多半要講的其實是中國；每當中國人讀一本關於美國的書，最後他們讀到的幾乎也還是中國。我想，最近在大陸很受注目的劉瑜的《民主的細節》也不例外，否則我們該如何解釋它意外的暢銷呢？說它意外，並不是因為劉瑜寫得不好；恰恰相反，劉瑜一手寫文藝，一手談政治，老早就是在全中國享負盛名的一流專欄作家了。真要說意外的話，倒是她身具專業政治學者的資格，躋身英美一流名校，沒想到筆下文字竟是如此流麗，如此通暢，人人讀得懂，而且人人都讀得過癮。

2010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也是中國知識界和美國民主愛恨糾纏的一百年。在這一百年裏，美國一直是中國的某種鏡像，我們用它激勵自己，用它批判自己，也用它肯定自己。有時候它是個值得效法的前輩，有時候它是務必拒之在外的邪魔。總之它從來就不能只是一個自在自為的美國，它永遠都是中國的美國。

比如說，我們都知道美國的國父是華盛頓，但美國人對這個說法反而會覺得很奇怪，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一個國父”的概念。在他們的心目中，美國有的是一群建國之父（founding fathers），而且這個群體還可大可小，有一定的伸縮空間，群體裏有時人多，有時人少。那為甚麼中國人總會把華盛頓想像成一個獨一無二的父親，就算知道不是他獨力產下了美利堅合眾國，也要把他認做父中之父，豪傑中的豪傑，美國革命中最不可置疑的領袖呢？某程度上，這是因為孫中山。某些人想要造神，把孫中山在國民革命裏的地位抬到一個至高無上的首腦地步，於是反向地以華盛頓為對照為襯托，連帶把他也捧成彼岸的國父了。這是因為國民革命的論述和宣傳總是離不開以美國為參照物，總是想在我們這裏找到可以配對足以比較的支點，於是美國的革命自此就有了一個中國版本，中國的革命也從此就有了一個美國革命的影子了。

不同時期的中國需要不同版本的美國。國民革命的美國是中國的老大哥，冷戰時代的中國則一度認蘇聯為老大，所以就得跟隨隊伍把美國當成亡我之心不死的意識型態對手了。雖然中美早在蘇聯解體之前就已交好，可是我們的冷戰時代卻遠遠仍未過去，而且還呈現出一種曖昧難明的狀態，似戰非戰，似和未和，於是美國是友是敵也就仍然說不準了。特別是中國知識界的內部二元裂變，導致了兩個美國共存的詭異狀態。其中一方把美國等同于民主、自由及人權等先進的普世價值，它無有不好，大小事例皆可對比出中國的不足與缺陷；另一方則以為美國是虛偽的帝國主義者，急於輸出所謂的普世價值觀，其實只是想用自己那一套西方文化秩序宰製全球，尤其是要遏止中國的興起。

正是在這一點上，劉瑜的美國書寫顯示出了它的價值，且看她在《咱們美國工人有力量》這一章裏析述2005年紐約地鐵工人罷工事件的方式。那件事可說是當年美國的大新聞，數百萬紐約客要冒著嚴寒在12月的冷風中徒步上班，個個苦不堪言。它起因于交通工人工會底下的“地方100”工會與紐約交通局發生了合同爭議，一開始大家還不太有所謂，可是到了後來，從市長、媒體到一般市民，人人都把矛頭指向了騎劫公眾利益的工人身上。最後雙方只好回到談判桌前，各自讓步，達成妥協方案了事。劉瑜分析此事不是簡單地把美國工人階級的際遇描述得十分之慘，也不是單純地歌頌他們組織獨立工會的自由，而是著重這件事裏不同部門不同持份者的角色互動。

所以她說：“在這整個‘戲劇’中，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沒有任何人能夠對小人物的命運隨意地拍板釘釘。都市交通局不能隨意決定其員工的工資待遇，必須與工會定期協商，決定合同內容；市長不能隨意下令逮捕誰，只能督促法院採取行動；聯邦政府不能干預州內事務，只能象徵性地表示關注；甚至‘地方100’工會本身也不能決定合同的有效性，他們只是代表工人協商合同，只有工人的投票才能決定合同的有效性”。

你看這一段話雖然短小，卻包括了多少宏大的課題呀，裏頭有勞動市場上的雇傭關係，有行政部門的許可權問題，有聯邦制底下中央與地方的角色問題，還有工人和工會代表間的權力來源問題。對某些讀者來說，這也許是陌生的話題，可是劉瑜總能把這類重大的抽象討論先分解再重組，藉著具體事例展示它們實際運作的過程。她這麼寫出來的美國不再是一堆懸空的靜態命題，而是一具精巧複雜的、不斷演變的動態機器。故此是書談的不只是美式民主的細節，更是美式民主的操作。如果說往日常見的美國書寫是一套又一套的大故事，則《民主的細節》提供的就是一幀幀顯微攝影機所拍出來的照片了。如此觀照，許多想當然爾的言談就能化解於具體事實的鋪陳了。例如“民主沒有效率”這句老生常談的判斷語，劉瑜不在理論上批駁它，反倒以一個美國小縣城的公眾聽證會說明公共決策程式的透明與參與的開放會帶來甚麼好處。相比之下，先砸100億再考慮項目劃不划算的效率究竟有多好，也就不言而喻了。

南方周末开天窗

星期三[2009年11月19日]上市的《南方周末》虽然全文刊登了奥巴马的访谈，却有另外两篇有关奥巴马的文章临时被中宣部撤下来。结果《南方周末》开来一整版的天窗，在开天窗的地方，《南方周末》打了自己的宣传标语：在这里，读懂中国。这一期的《南方周末》真正让中国人读懂中国了，只是美国人奥巴马一定还读不懂，他很可能要纳闷，为什么《南方周末》问的那些问题甚至比上海那些挑选的大学生问的还要幼稚？

史天健和他的实证研究

未普评论：史天健和他的实证研究
2011-01-05

丁东说，“2010年是中国痛失思想家的一年”。中国选举与治理网近日推出一篇题为“逝去的生命，永存的灵魂”的文章，讲的就是在2010年去世的朱厚泽、谢韬、李普、蔡定剑和史天健的故事和他们为后人留下的遗产。

史天健是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系终身教授和中国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他于12月25日因罕见的疾病突然散手人寰，终年仅59岁。史天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期间，师从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与安迪结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黎安友在追悼史天健时说，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史天健的实证研究已经攀上了顶峰。

史天健的实证研究就是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来解释中国的政治文化、政治变迁和民众的政治行为。他是第一个使用多级代表抽样样本在中国本土开展大规模社会民调的教授，中国的政治转型理论因而得到丰富和发展。就这一点而言，史天健无疑在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历史上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早在1988年12 月，史天健就开始搞他的实证研究了。那时，史天健作的是关于北京市民政治参与的民意调查。这个调查提到，中国仍处于从没有选举到有限选举的转型期，选民还不具备改变政府或一党专政的框架的能力；但是，政治并不局限于单方面地执行政党政治。这个调查为他的博士论文《北京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依据，该论文 199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为了搞实证研究，史天健这几年马不停蹄地在中国各地奔波。与其说他是政治学者，不如说他更像是用脚跑学问的社会学家。他的某一次调查就涉及了3200个样本抽样，覆盖了全国150个市县，每一个市县做了四个居委会四个村的抽样。专家说，按照现今的学术标准，这是最高质量的抽样调查。

但是史天健从第一手调查资料得出的一些结论，有时却受到既来自中国知识界也来自美国学界的批评。中国境内一些人认为他为中国政府说话，太政治正确，而美国学界一些人则认为他太不政治正确，特别是他的关于中国民主供求差距不大的结论，让美国学界的人大跌眼镜，认为这不符合人们对中国民主现状的基本认识。

另外，史天健的关于中国人的民主价值观的调查与结论，也让外界感到意外。他说80%的中国人认为民主比专制好，但他们脑中的民主，却是孔孟的执政为民的民本思想，而不是西方的权利归民的民主。史天健说，“原来中国人想像的民主是这样的。不少人会失望，但这是我调查所得，不是我的个人观点”。

我倒是认为，不谈史天健的结论，他的关于中国人的民主价值观的实证调查至少说明几个问题：第一，中国民众对民主的认识，存在著许多误区；第二，中国民众的民主再教育仍然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第三，中国的政治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关于政治转型的艰巨与漫长，史天健实际上早就意识到了。他说，如果我们想要在中国推进西方式的民主，就要塌下心来认真地研究一下，它的问题在哪里，我们要对其作一些什么样的改善，才能使其在我们国家发展。

无论史天健的政治观点如何，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一些人尽管不认同他的观点但敬重他对中国的现实关怀和脚踏实地的调查与研究。王军涛在史天健骤逝的第一时间便写文悼念，他说，“跳出意识形态战场，尊重学术结果——这样的品质让史天健赢得知识界‘各门派’的普遍尊重”。此话不虚。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瑜跟史天健观点不同，但非常尊重史的严谨与扎实的研究，她说，史天健的观点不是一拍脑袋的随意感慨，而是踏踏实实做经验研究、言出必有据的。

在海外自由生活自由做学问的人，有时难以理解像史天健那样的学者在中国搞调查面临的困境。史天健的友人在追忆他的文章中，透露了一些信息，可能有助于人们对那种困境的理解。李炜，自称是史天健的小喽罗，自从1988年筹建中国民意调查中心时，就结识了史老师，他说，在做政治参与调查时，史天健有时很激恼，因他关注的题目被官方从问卷中删掉，想做的调查总被审查机构拖死，那时，他就会格外的轴；轴的执著，轴的不合国情。

史天健的固执说明他一直试图坚持他的学者本分，这正像张鸣对他的评价的那样，史天健跟歌德派学者不同，从不主动往权势者那边靠，不颠倒黑白，变著法儿取悦某些人。跟许多海外学者一样，他关心中国，关心中国的变化，一心希望中国变好，即使有批评，也是通过研究的方式表达，守著学者的本分。

史天健的实证方法为政治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他的一些观点则引发不少争议和批评，但史天健并不介意批评。他说，“我非常希望有人跟我辩论。但用学术辩论，用资料跟我说，能说服我最好。不要老是用意识形态挂帅。”遗憾的是，他还没来得及与批评他的人当面辩论，就驾鹤西去了。呜呼！

April 11, 2011

Poetry for Everyday Life

By DAVID BROOKS

Here’s a clunky but unremarkable sentence that appeared in the British press before the last national election: “Britain’s recovery from the worst recession in decades is gaining traction, but confused economic data and the high risk of hung Parliament could yet snuff out its momentum.”

The sentence is only worth quoting because in 28 words it contains four metaphors. Economies don’t really gain traction, like a tractor. Momentum doesn’t literally get snuffed out, like a cigarette. We just use those metaphors, without even thinking about it, as a way to capture what is going on.

In his fine new book, “I Is an Other,” James Geary reports on linguistic research suggesting that people use a metaphor every 10 to 25 words. Metaphors are not rhetorical frills at the edge of how we think, Geary writes. They are at the very heart of it.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two of the leading researchers in this field, have pointed out that we often use food metaphors to describe the world of ideas. We devour a book, try to digest raw facts and attempt to regurgitate other people’s ideas, even though they might be half-baked.

When talking about relationships, we often use health metaphors. A friend might be involved in a sick relationship. Another might have a healthy marriage.

When talking about argument, we use war metaphors. When talking about time, we often use money metaphors. But when talking about money, we rely on liquid metaphors. We dip into savings, sponge off friends or skim funds off the top. Even the job title stockbroker derives from the French word brocheur, the tavern worker who tapped the kegs of beer to get the liquidity flowing.

The psychologist Michael Morris points out that when the stock market is going up, we tend to use agent metaphors, implying the market is a living thing with clear intentions. We say the market climbs or soars or fights its way upward. When the market goes down, on the other hand, we use object metaphors, implying it is inanimate. The market falls, plummets or slides.

Most of us, when asked to stop and think about it, are by now aware of the pervasiveness of metaphorical thinking. But in the normal rush of events, we often see straight through metaphors, unaware of how they refract perceptions. So it’s probably important to pause once a month or so to pierce the illusion that we see the world directly. It’s good to pause to appreciate how flexible and tenuous our grip on reality actually is.

Metaphors help compensate for our natural weaknesses. Most of us are not very good at thinking about abstractions or spiritual states, so we rely on concrete or spatial metaphors to (imperfectly) do the job. A lifetime is pictured as a journey across a landscape. A person who is sad is down in the dumps, while a happy fellow is riding high.

Most of us are not good at understanding new things, so we grasp them imperfectly by relating them metaphorically to things that already exist. That’s a “desktop” on your computer screen.

Metaphors are things we pass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which transmit a culture’s distinct way of seeing and being in the world. In his superb book “Judaism: A Way of Being,” David Gelernter notes that Jewish thought uses the image of a veil to describe how Jews perceive God — as a presence to be sensed but not seen, which is intimate and yet apart.

Judaism also emphasizes the metaphor of separateness as a path to sanctification. The Israelites had to separate themselves from Egypt. The Sabbath is separate from the week. Kosher food is separate from the nonkosher. The metaphor describes a life in which one moves from nature and conventional society to the sacred realm.

To be aware of the central role metaphors play is to be aware of how imprecise our most important thinking is. It’s to be aware of the constant need to question metaphors with data — to separate the living from the dead ones, and the authentic metaphors that seek to illuminate the world from the tinny advertising and political metaphors that seek to manipulate it.

Most important, being aware of metaphors reminds you of the central role that poetic skills play in our thought. If much of our thinking is shaped and driven by metaphor, then the skilled thinker will be able to recognize patterns, blend patterns, apprehend the relationships and pursue unexpected likenesses.

Even the hardest of the sciences depend on a foundation of metaphors. To be aware of metaphors is to be humbled by the complexity of the world, to realize that deep in the undercurrents of thought there are thousands of lenses popping up between us and the world, and that we’re surrounded at all times by what Steven Pinker of Harvard once called “pedestrian poetry.” 

南社中的海门人 -- 陆曾沂

南社中的海门人

　　高广丰/文

　　今年11月13日是南社成立百年纪念。说到南社，许多人可能只会想到柳亚子，联想到毛泽东主席的《七律 · 和柳亚子先生》和《浣溪沙 · 和柳亚子先生》，想到柳亚子这位南社领袖与毛主席的深厚友情。其实，南社包括的人员非常广泛，当年曾经将许多从事资产阶级革命文化活动的有志之士团结到了民族革命的旗帜下，在南社1100多名社员中，也包括了7名海门人，他们是：刘炎（字继彤）、陆曾沂（字冠春，号秋心，别署南梦）、陆棫人、沙世杰（字凤千）、茅祖权（字咏熏）、袁圻（原名葆良，字怀尚，号剑侯）、黄亚康。

　　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恐怕只有茅祖权和陆曾沂。

　　茅祖权（1883-1952）其人，《海门县志》（1996年版）有传，此不赘述。

　　陆曾沂（1884-1927）是南社中的活跃人物。南社历史上有过18次“雅集”，每次人数只有10多人、20多人，最多一次也只有39人，而陆曾沂就参加过三次。柳亚子1911年写的《饮中八友歌》的“八友”中，就有陆曾沂。现存的陆曾沂5首诗歌中，其中《梦中遇柳亚子道及朱屏子》说“俗世翩翩逢柳七，劳人草草话朱三”，他把南社的创始人柳亚子和朱少屏亲切地唤作“柳七”、“朱三”，表达了无限的思念之情，可见他们非同一般的关系。

　　陆曾沂和柳亚子的关系还可追溯到1902年在爱国学社的同学关系。陆曾沂18岁考中秀才后，抨击科举制度是“此数千年智驱术驭之术也”，于是来到上海寻求新路。这时蔡元培正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表面上是办教育，暗中却在鼓吹革命。1902年，中国教育会为南洋公学罢学学生组建爱国学社，陆曾沂进入爱国学社学习，师从蔡元培、章炳麟、黄炎培，并结交了比他小两岁的柳亚子，成为莫逆之交。

　　与陆曾沂关系密切的南社社员，还有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的于右任。于右任在上海主办《民呼报》，就是请陆曾沂协助的。《民呼报》实际上是同盟会掌握的报纸，对辛亥革命起了宣传鼓动的作用。清政府为此曾声言要挖掉于右任的眼睛，于是于右任将报纸改名为《民吁报》表明眼睛自行挖掉，不必有劳“贵手”。《民吁报》被禁后，于右任又办了《民立报》，仍请陆曾沂做助手。陆曾沂在报上发表了许多宣传革命的文章，其中包括一些有关海门的消息。陆曾沂还在报上首创“斗锦楼小说”，由他写第一章，然后先由他点将，被点者续写第二章，这样依次点将续写，最后仍由陆曾沂收笔。参与“斗锦楼小说”创作的南社社员有于右任、邵力子、叶楚伧等八人。这一别开生面的小说创作方法，一时成为时尚，各报纷纷仿效。

　　陆曾沂鼓吹资产阶级革命的手段，除了办报外，还进行小说创作和翻译。于右任说他“每撰小说，灌输主义，海上各报购稿者踵相接”。其中《双泪碑》在《时报》馆出版，时人评为“时报馆诸小说，此为第一”。

　　他翻译的小说《葡萄劫》，叙述希腊斗士不堪土耳其侵略，揭竿革命，光复故土的故事。

　　后来陆曾沂致力于教育事业，先后在上海务本女校、南洋中学、城东女学任教，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教育学生，于右任认为“生徒多为之化”。辛亥革命后，他拒绝海门有人想选他当议员，而继续从事教育事业，曾任复旦大学教务及中学部主任。1927年南京政府召任其为参军兼秘书，未赴任而病逝。于右任在撰写的墓志铭中称赞他“一生不轻然诺，不苟取与，不苟合流俗，所为诗文，均寄慨遥深”。

　　（希望通过本文的发表，征集到其他几位南社社员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