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明：沉默的时代领跑者 7-5 功成，身退，创业

　　5. 功成，身退，创业

　　1997年，北京的夏天，酷暑难耐。

　　连绵起伏的山峰，郁郁葱葱的森林，叶子墨绿一片，生机盎然。

　　谁会相信几个月以后，这里将一片火红，红叶飘香，令人迷醉。

　　也没有人会知道，香山饭店里，一场关于联办未来命运抉择的会议正在召开。

　　参会的这些人，都曾经是“联办”的元老。现在，他们正在思考自己将何去何从。

　　此时，距离中国证监会成立的1992年，已经快5年了。

　　王波明一直用迷茫来形容这4年。在王波明看来，联办的发展，以4年为一个阶段，第一个4年（1988~1992年）是创建了中国资本市场，第二个4年（1993~1997年）是漫长的迷茫期。

　　实际上，1992年联办的职能完成，中国证监会成立之时，王波明就面临着一次选择。

　　作为主要筹备机构，联办大部分人都进了证监会。

　　身为联办的负责人，王波明开始在联办和证监会两头跑。

　　“我当时心里很矛盾，如果到证监会的话，等会里工作转入正轨，就不能在联办了。当时回国的梦想是要创造一个资本市场，现在创造完了，得开始给自己重新定角色了。”

　　王波明明最后还是留在了联办。

　　“我在证监会也呆了两三个月，我就觉得我不适合做政府机构，就回来了。”

　　正是这个时候，王波明有些迷茫了。原本以为推动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但是实际上只用了4年时间。

　　如此迅速的完成使命，让王波明及其伙伴在高兴的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失落。

　　说实在的，他还没有准备好，一下子还转不过弯来。

　　王波明不知道何去何从，下一步该做什么？

　　联办还可以做的，就是《证券市场周刊》。但在当时，这个杂志只是为了配合证券市场的信息发布做的，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

　　然后就是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还有一些债券发行业务。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两方面，都不是太顺。特别是为江苏省政府发行地方债券，还险些挨批。

　　显得有些“无所事事”的联办，开始试图介入一些新业务。于是，他们尝试做了一些外国基金委托管理的私人股权投资（PE）。

　　现在PE在中国内地风头正劲，但当时绝大部分人根本对私人股权投资一无所知。联办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PE管理人。因为，当时国内根本没有相关基金管理法规，联办帮助外经贸部起草了不少相关法规草案。

　　几年间，联办代表委托人投资玉门柴油机、小天鹅洗衣机、春都火腿肠等成长性企业，回报率非常高，在全世界新兴市场投资中排名第一。

　　90年代初，中国经济一度过热，全国各地一片火热，特别是房地产泡沫非常严重。

　　像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企业一样，联办进入了房地产市场，在北海投资买地。

　　那时候，北海继深圳之后，与海南一起成为房地产炒作最热的地方。在北海如果有块地，就等于有一块金子。为了拿地和贷款，很多企业都自我吹嘘得很厉害。

　　“为了拿地，我们就策划说准备到北海去盖一个70层的大楼。我们从国外的报纸上剪了一个高楼的图样贴在了设计图上，去找北海市长帅国立申请批地。说实在的，我们心中没底，怕他们说我们吹牛。好不容易等到与帅国立吃一次饭的机会，他对我们说，你们要盖70层的楼，可以。我可以批块地给你们，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你们申请之前，从我手里批的地，没有一家计划是低于100层的。”

　　这让王波明等人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世上比他们胆大的人多了去了！

　　最后帅国立给联办批了一块地，200万。批下来第二天，就有人来找王波明，希望他能转让这块地，给他1000万。

　　“当时觉得，才1000万，没意思，不卖。至少值一两个亿。没想到不久治理整顿，这块地就砸手上了。前几年我到北海出差，那块地还荒着，有不少牛在放养。现在这块地已被收走了。”

　　那年头，不少人都像疯了一样。银行的钱也好贷，闹了不少笑话。

　　王波明记得，一个从海南来的姓杨的厨子。从银行贷了几千万，在北海银沙滩最好的地段，盖了一大片楼，楼里居然忘了设计下水管道，结果，建起来就成了垃圾场，没人愿意要。

　　“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混乱与狂热，也反映大家对真正的市场经济和产业认识还很肤浅。大多数人和我们一样迷茫，不少大公司都垮了，真是大浪淘沙。幸运的是，我们挺了过来，活下来了。”

　　4年的时间，让王波明看遍了冷暖人生，周围的一些人曾经风光一时，但转眼就不知所终。真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

　　4年迷茫过后，联办剩下的只有构建资本市场的光环，产业上基本没有什么起色。

　　悠悠岁月，让王波明得出了一条经验，要想做好一件事就必须放弃另外一些事情。不是所有的事情自己都能做好的。

　　值得高兴的是，王波明依然有“做事”的热情。

　　“联办定位中企业和事业的角色分得不是很清晰，我们也在思考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当时我们觉得应该重新组织起来做一些事情。正好高西庆提出，互联网是个好东西，将来准能把办公室、图书馆全都灭了。这样我们才下决心和政府分开，转型下海，去做网络和传媒。”

　　1997年7月的北京，一派喜气洋洋。

　　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香港。全体中国人，正在张开双臂迎接香港回归。

　　香山饭店里，酷暑下那场决定性的会议仍然在继续。

　　这场会连续开了一个多月，会上争论激烈，会下冷静思考。

　　花前月下，林荫道上，避雨亭中，避暑圣地成了联办人集体思考与决策的好去处。

　　香山会议是联办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其重要意义可与中共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相比。

　　香山会议，确立了对联办未来发展影响深远的“四项基本原则”。

　　第一，民族主义。从最初以构建中国证券体系为理想，满怀希望和信心的第五代海归，揣着的是为中国未来发展作贡献的满腔热情。

　　这一点，什么时候都不能变。因此，联办保留了研究部，继续为体制改革作贡献。

　　第二，集体主义。初创时，王波明给联办起了个口号，就是“联合起来办大事”。没有谁能一个人做成大事，一定要联合一群人。

　　1997年时的联办，内部机构还比较松散。通过香山会议，建立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当时形成的5人核心小组，至今仍然团结在一起。

　　会后，决策权向上集中，资源重新整合，改变了以往各自作战效益不高的不利局面。

　　第三，诚信原则。联办构造了一个开放型的合伙人体制。合伙人不仅仅是创业的几个元老，成长过程中其他优秀者也吸纳进来，等于是建了一个平台，让大家共同享受发展成果。

　　这种合伙人建构，不是一个简单利益体的集合，而是理念和志向的结合。

　　“我觉得到今天我们这个理念还是对的，如果是利益的结合，就算只有两个人也有可能闹矛盾。但是，我们强调的是要信这个理念，利益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合伙人要信这个理念，对联办的发展有贡献。”

　　第四，长期行为。联办要踏踏实实做一件事，构建一个百年老店。

　　“百年老店有很多理念需要仔细琢磨，很多事情可能和现在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得为后人留下一点东西，如果真的要构造百年老店，要牺牲很多眼下的利益。长期行为就是别太多看短期的行为，不要跟风，也许现在做的在短期内不是太好。”

　　会议结束了，王波明第一个走出来，迎着正当头的阳光，他觉得心里踏实了许多。

　　联办，已经不再是从前的联办了。

　　“告别过去，光环不要了，踏踏实实的从零做起。”

　　从一个事业单位转型为一个企业，联办一直探索中。

　　1997年，联办成立联办控股有限公司，正式向企业转型，并将分散的业务逐步向网络、传媒和金融三个主业靠拢，慢慢开始瘦身。

　　这意味着，联办作为一个证券市场的组建机构已经完全画上句号。现在的联办，已经脱胎换骨，将以一个全新的面孔面向世人。

　　联办转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了一个叫《联办魂》的小册子。

　　“为什么叫‘联办魂’，我们想了半天，什么词能描述我们当时的精神呢，就是魂。”

　　这是有原因的。从联办开始，联办的人，一直是一个集体，转型向企业以后，不一样了，企业是很微观的，和当时
资本市场的宏观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联办的魂不能丢，联办的精神不能丢。

　　“我们把能做的事情和不能做的事情分的很清楚，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能做的事情干好。”

　　在王波明眼里，联办是一个集体，有它的魂。这个魂，就是“四项基本原则”。

　　以此为准则，联办从迷茫中找到方向，开始新一轮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