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明：沉默的时代领跑者 7-4 一腔热情建立证券市场

　　4. 一腔热情建立证券市场

　　80年代末的上海，沉闷异常。

　　陆家嘴轮渡拥挤造成死人惨祸，肝炎大流行，火车相撞，这三件事，把上海人折腾得有气无力。

　　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寝食难安。为打开上海这种沉闷局面，朱市长计划开发浦东。

　　上海市政府有意将上海建成金融中心，然而开发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朱市长没有钱。当时的预算是8000亿，那是个天文数字。中央没有钱，只给政策支持。

　　1989年的联办，日子也过得不顺畅。当时联办的成员里，只有王波明和章知方是专职的。有一阵，联办闲得简直令王波明腿软。没事情了，其他人也不常来，就他和章知方成天窝在办公室里，两两相望，心头是说不尽的落寞。

　　有报道说，高西庆和王波明两位年轻人被赋予了建立中国证券市场艰巨使命。但当时的联办，却岌岌可危，困难重重。

　　“其实建立股票市场的设想并不符合中国一直以来对资本主义和西方概念的看法，但矛盾的地方在于，股份制很可能是中国领导层摆脱经济不振的一剂良方。”

　　困难之时，王岐山鼓励大家，还是要坚持要去。先把组织问题解决。

　　联办当时其实是民办的性质，后来，李青原找人帮忙，好不容易才把联办挂靠到体改委名下，把组织问题给解决了。

　　朱市长的浦东开发计划，恰巧给了“联办”一个机会。一直是为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作准备的联办，在遭遇重重困难之后，在北京还没找到机会。反而是亟待开发的上海，给了它信心。

　　“联办”的宫著铭向朱市长写信说：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银行已经没有办法了，要搞个股票交易所才行。

　　朱市长问：什么叫股票交易所？

　　宫著铭就向他解释了大概意思。上海以前也是有过股票交易所的。朱总理听懂了，马上引起了重视，同意试办。

　　1989年底，“联办”就开始投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办中。

　　不久，筹建上海股票交易所的三人小组成立，他们分别是上海交通银行的董事长李祥瑞、
上海人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声。

　　王波明等人也到了上海，风风火火地干起来。建立股票交易所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法律、会计、投资人、交易场所的选择。没有人给这个工程设限。

　　交易所里，肯定要有多部电话机。在当时的中国，办事情，程序多，审批多，进度要快也快不起来。王波明觉得，既然都批了，在干着了，就放心了，那就慢慢干呗。

　　那时候每天也辛辛苦苦的，可王波明觉得，心里头正爽着呢。这事儿还真给干成了。那时候有一份出乎意料的惊喜。

　　谁知道，没多久，到了1990年年中，朱市长到加拿大去访问，有记者问他，中国还要不要改革。朱总理马上说，当然要，比如我们马上就要建立股票交易系统，今年年底上海股票交易所就要开门。

　　大家听到新闻，当即一惊，现在都五六月份了，股票交易所还在筹备中呢。得赶紧呀！

　　这帮热气沸腾的年轻人，干劲十足，让朱镕基对全世界的承诺，准时兑现了。

　　1990年12月19日，万人期待之中，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了开业典礼。

　　“在此之前，深圳证券交易所为了抢到‘第一’称号，居然赶在12月1日就试开张了。当日的情形听说比较冷清，毕竟太仓促了。”不过回头再想想，王波明还挺理解他们的，毕竟是件意义重大的事情。

　　“不光是在中国，就整个东欧而言，都意义重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建立一个股票交易所，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外国人眼里，在中国，连股份制都是与私有制画等号，搞不好是要被抓进去的。”

　　这一天空气里冒着寒气，王波明却觉得，太阳如此温暖。王波明终于可以长吁一口气，至少他不用去卖包子了。

　　王波明和高西庆等在帮助上海、深圳筹建交易所的空余时间里，以美国NASDAQ计算机联网交易为蓝本，设计建立了“STAQ”，即中国证券自动报价系统。该系统于1990年4月25日向国家体改委提交报告，当年11月就实现了国内6个城市18家公司通信联网。

　　1990年12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联办”申请的STAQ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两所一网作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就此建立。

　　1990年，王波明参观浦东的时候，觉得那儿简直太破烂了。虽然那些人一直给他看模型，说这里是陆家嘴，那里要建歌剧院，说得很宏伟。开上海交易所的时候，李祥瑞在会上说：开这个交易所别指望挣钱，这个交易所政治影响大于经济影响。别想着炒股票。

　　谁都没有想过上海会发展得如此之快。

　　更没有想到，股市交易势头竟然如此凶猛。

　　“几乎一年左右，全中国的钱就像对着抽风机似的，忽一下全涌向上海。”没有人会想到，股票交易量会超过债券交易量。

　　那情景，才真叫“一江钞票向东流。”

　　到了1992年年底，关于证券市场怎么管，联办和人民银行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当时深沪两家证券交易所已经开了两年，但还没有监管机构。联办在交易所里负责一些事务，但大部分事情还是由交易所自己管。

　　交易所究竟该谁负责监管，归哪个口？意见不统一。人民银行说应该归银行管，联办当时挂靠在体制改革委员会，王波明他们提出银行监管肯定不合适。因为中国金融市场管理体系当时很不完善，很难切断银行资金流入股市，因此，中国证券市场一定要有一个独立的监管部门。

　　“我们比较推崇美国模式。专门进中南海向朱副总理做了一次汇报，谈了对当时证券市场的看法。聊起股市的上涨，我们就说，为什么讲现在股市充满泡沫，就是因为现在的赢利支撑不了这么高的股价，市盈率（PE）太高。为什么市盈率（PE）太高，归根结底还是进入股市的资金太多。因此，市场一定要有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让银行监管迟早出问题。”

　　王波明等还向朱副总理建议，成立一个专家治理型的证监会，主要负责人由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官员出任。在回答总理有关具体人选的咨询时，他们推荐由刘鸿儒先生出任证监会主席。

　　1992年8月，深圳因新股认购引发动乱后，国务院决定成立证券监管机构。当时没有一步到位，而是搞了个折中。证监会是事业单位，上面还有一个证券委，证券委是权力机构。各个部的一把手都在证券委任职。证监会是证券委的办事机构。刘鸿儒先生出任首届证监会主席。

　　“至于‘联办’，1989年到1992年，它的使命就是帮助建立中国证券市场。证券交易所成立特别是证监会成立后，‘联办’的使命完成了，钱花光了，人也没得用了。”

　　对于满腔热情，一心想建立中国的证券市场的王波明来说，证券市场建立起来了，自己的任务也已完成。他要考虑的是，接下来该做什么。

　　这位中国股市的设计者，正逐渐淡出圈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