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明：沉默的时代领跑者 7-3 从CBA到成立联办

　　3. 从CBA到成立联办

　　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

　　纽约股票交易所。

　　谁也没想到，这一天会成为金融业及实业界的噩梦。

　　持续很久的牛市瞬间灰飞烟灭，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骤跌508点，一天内跌去的股票价值总额是1929年华尔街大崩溃时跌去价值总额的两倍。混乱中，价值超过6亿美元的股票被抛售。股市暴跌呈“多米诺骨牌”效应，迅速波及伦敦、法兰克福、东京、悉尼、新加坡等地股市。许多百万富翁一夜之间沦为贫民。

　　王波明亲眼目睹了这场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混乱。后来，有人称他为“华人圈里第一个目睹了‘黑色星期一’的人”。

　　那时候的王波明，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学位，还只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一名数据整理员。算一下时间，他只身来美已经7年。

　　大股灾过去不到一个月，萧条笼罩着整个纽约，却罩不住王波明的好心情。大股灾跟他没啥关系，他依然是春风得意。除了上班，就是跟一帮同样是留学生的朋友聚会、海侃。

　　一个人在纽约，王波明觉得很寂寞，体会到很多像他一样的中国
留学生，在美国也都没什么朋友，他决定把大家组织起来。于是中国旅美商会成立，简称CBA。当时，旅美的中国留学生总共有三个大会：经济学会、科技学会和CBA。因为王波明是学国际金融的，所以，CBA的成员，主要是学商的学生。

　　“大伙时常聚会。参政议政意识挺强。”

　　CBA聚集了一大帮人。王波明与高西庆的认识，也结缘于CBA。高西庆后来曾担任中国
证监会副主席。当时，王波明的CBA需要一个律师。高西庆是留学生里唯一拿了律师证的中国人。

　　“西庆这个人挺逗的，他和北京司机一样爱议政，激情比较高。也许他太有激情了，以致后来在证监会几进几出。”

　　不止是高西庆，CBA还有很多这样的人，李青原、王巍、刘二飞等。

　　国内也有一帮这样的人。王岐山、周小川、张晓彬、张绍杰、周其仁……从1984年开始，北京就组织了一个青年经济学会，里面就有周小川、马凯、楼继伟这批改革人士。

　　主持反垄断与新一轮经济改革会议

　　这两帮人一碰上，简直一拍即合。话题从不离股票、证券和资本市场。大家早就蠢蠢欲动，想为当时的中国做点儿什么。

　　于是，“促进中国证券发展委员会”横空出世。

　　1988年3月，由王波明、高西庆、王巍执笔，联合李青原、刘二飞、茅桐、王大伟、盛溢，8人共同写成了《关于促成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

　　“经济学有三要素：人力、原材料、资本市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就缺资本市场。”

　　“你想想80年代，别说股票，连个股份制企业都少见，更别提《证券法》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都完全没起来。”

　　作家茅盾借《子夜》用股票把中国人吓坏了。在当时的中国，人人谈股色变，这个想法怎么实施出来，王波明他们当时有的是对中国证券的满腔热情，但是谁都有想过，真的要回国建立证券市场。

　　1988年的5月，大股灾后的经济市场正在慢慢回复，纽约的街头，行人匆匆，人们的笑容正在慢慢绽放。

　　站在街头的高西庆早就眉头紧锁，甚至焦头烂额。他真是够委屈，被人放鸽子了还没法愤怒。放他鸽子不是别人，正是王波明。这家伙居然失踪了，就跟人间蒸发一样，任他怎么找，愣是找不着。他高西庆只差没登报报警了！

　　4个月过去了，王波明依然无影无踪，高西庆简直万念俱灰。高西庆找王波明，不为别的，就为在纽约美联储大楼下的约定：俩人一起回国，给中国“捎”点东西回去。这玩意儿，就是证券交易所。如今4个月过去了，这王波明找不着，高西庆只有自己回国，单枪匹马地干了。

　　谁知道才踏进国门没多久，高西庆就在北京遇到了王波明。高西庆总算踏实了。

　　曾经有人戏称王波明在纽约长达4个月的失踪，是中国证券史上的一庄悬案。然而在当时的王波明看来，毫无疑问，国是绝对要回的。他和高西庆商量好了，回国一起组建中国的证券交易所。

　　同样是经济师的美国同事这样对他说：“王，回中国去，你的作用将是不可替代的。”

　　正在那时候，王波明看到消息，纽约股票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在中国拜访了邓小平。“邓小平对他说，你们有个纽约股票交易所，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嘛。”

　　看到这里，王波明心头一热。

　　回去！绝对要回去！！

　　于是，王波明和高西庆约定，回国办事。俩人似乎都能看到接下来的路有多难走，但是得走下去。为绝自己的后路，两人没拿绿卡。那时候高西庆在华尔街上有名的mudgerose律师事务所当律师，拿绿卡对他们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但是他们怕自己打退堂鼓，就这样自绝后路了。

　　碰巧，那时候，王波明读到教育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刊登的消息：如果你是自费留学生回国，回国机票一律报销。

　　王波明就悄悄地回国了。害得高西庆一路好找！

　　那时候愿意回国的留学生太少了。

　　“我出国的时候，我爸给我说一句话，甭管你出去学什么，学好了，回国。”

　　王波明回来了，到教育部一打听，教育部里的人说，你得先找一个工作单位，让单位给你报销。

　　王波明有一种被忽悠了的感觉。

　　但是人已经回来了，该干的事情还得接着干。要建立一个证券体系，事情太多了。王波明和高西庆回国一看，说归说，做归做，实际上当时一切都几乎是从零开始。

　　“要游说体改委、政改办以及一些大公司，复印、查资料、开会，高西庆都得自己掏腰包。”

　　于是，北京的大马路上，多了两个骑破自行车的年轻人。他们四处奔波，也屡屡受挫。俩人痛下决心，如果5年以后，这事儿还没干成，一人在东边修自行车，一人在西边卖包子。

　　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们遇上了贵人，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张晓彬，他给了王波明他们10万元赞助。

　　1988年7月9日，万寿宾馆会议的召开，拉开了中国证券市场建设的序幕。

　　在万寿宾馆，人民银行总行召开“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机构和个人，在中国经济界都最有实权。

　　会后，人民银行总行牵头，王波明和高西庆参与，由宫著铭、张晓彬主持，历时将近一个月，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即证券白皮书。白皮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了《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和可行性报告》、《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和《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这是一份关于中国证券业结构的整体框架。

　　随后，白皮书递上去了。

　　不久，上头就作了批示，于是中南海会议，专门讨论股票问题。

　　这次国务院会议由宫著铭主持。负责农业信托投资公司的王岐山等人弄了份建立北京股票市场的建议书。王波明顿时心里一乐，嘿，这不就是我回国要干的事嘛。

　　“今天回过头来看，‘白皮书’的很多原则借鉴了国外的经验，而关于资本市场结构的设想，现在基本上都实现了。”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采纳了王波明的建议：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自发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这在后来被称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这在王波明他们来说，相当于拿到了尚方宝剑。

　　1989年3月15日，王波明和高西庆等在北京饭店召集了一些大信托投资公司、产业公司的“老板”开会，讨论中国证券市场的早期筹备工作。会议最后确定，与会的9家公司，每家公司各出50万元人民币，作为组建机构的经费，并成立一个民间的机构来推动证券市场的建立。这家机构就是“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改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

　　这就是当年名震一时的“北京华尔街会议”。

　　有了联办，高西庆、王波明终于有了组织。联办就为在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而生，他们希望将交易所会员公司发展到几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