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历史与边界 （转载）
《经济观察报》
261-262期 发布日期
孟雷
人间佛教
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半月前在杭州闭幕，暮春三月，草长莺飞，五洲十方的大和尚善知识想必心情愉悦。有人说，中国这个无神论国家怎么会开这样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大法会呢？实际情况是，虽然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信仰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政党，但是对于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来说，宗教信仰的自由从来没有从法律上被剥夺 过。特别是佛教，虽然在文革前后的一段时间，它与其他宗教一样曾经受到压制，和尚还俗、尼姑嫁人不是新闻，但是一自大地微微暖风吹，最先回暖的仍然是它。 很快的，“天下名山僧占多”的景象又重现东胜神州。
有什么因结什么果，能与中国有这样的法缘，佛教至少得益于这样的因：
佛教没有侵略性，与使中国人民深受苦难的近代殖民主义毫无瓜葛；
佛教尊重现世的秩序，并且教导众生尊重世俗的秩序。于是，皇帝建庙不甘僧后，天下的“敕建护国禅寺”不知凡几。至近代太虚和尚及
佛教逐渐的“本土性”——自佛教东传以来，与传统的中国文化结合日密、互相影响，比如出现了旨趣可上追佛典但形式已然汉化的禅宗、藏化的密宗，又比如很多后世学者认为，虽然朱程诸子竭力撇清，但佛教与儒学的交汇催生了宋明理学；
大乘佛教标榜的为大家而出家、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丈夫、真男子精神，与虽千万人吾往矣、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儒家道统，恰似互为表里，在中国这两者实现 了完整的互补与和谐，有宋以来共同构成了很大一批中国士大夫的信仰、道德、价值指归，两者共同的救世情怀与“也作得也放得”的洒脱，完美的体现了精神与俗 世、信仰与手段、目标与道路的在在同一。至近代，章太炎曾强调“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梁漱溟、陶行知等大儒也提倡“以出家的精神，做人间的事 业”；
而常念观世音即可避祸、常颂阿弥陀佛即保往生的“简易”法门，使佛教已成为非常广大老百姓的“生活宗教”。
这样，佛教在中国完成了与现实政治的结合、与传统文化的结盟、与精英士大夫的共鸣，与老百姓生活的融汇，佛法必兴盛于东土的预言实现了。
但是，我们必须说但是，中国佛教、人间佛教曾经解决了红尘里中国的现实问题吗？我们无法不谈现实，因为众生大多还是现实之人、俗世之人，而传统的中国恰恰 又是一个异常“现实”的社会——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无神论国家，但是，中国更从来不是一个有神论国家，作为国家而言，我们从未有过也从没设想过拥有一个共同 的宗教层面的信仰。
中国式信仰
我们的皇帝每年祭天地祭祖宗，地方官上任要祭城隍、不下雨或出河工要祭龙王，老百姓叩拜的牌位上是“天地君亲师”、灶王爷、土地公，戏子拜的是唐明皇，木 匠瓦匠的神灵是鲁班先师，渔民要靠妈祖娘娘保佑，军人和一切与武力相关的职业则共同信奉着关帝老爷，士人赶考不会忘记去文昌阁求一支签问问题目，黄大仙胡 大仙则长期活跃在广袤的乡村。
我们崇信忠臣孝子，他们会死后成神并能保佑地方，他们一般会成为就义地或家乡的城隍，如抵抗安禄山壮烈而死的张巡就成了睢阳的城隍，史可法则是扬州的城 隍。到解放前，张天师仍能封授各地城隍，我大约记得曾封给过出川抗日的烈士，当然也可捐来，如同世俗的捐官，不知现在南迁台湾的天师府是否还继续执掌这个 权柄。
我们崇信文化，以及一切与文化相关的事物，比如字和字纸，我还记得小时候在济南曾见过的化纸炉，还曾经写过一篇小文。在解放前，一般而论，城隍庙的门前都 会有一个铜炉，叫做“化纸炉”，一人多高、宝塔形的那种，上面阳文铸着“敬惜字纸”四个字。一般人家，有字的纸尤其是书报残张不会随意丢弃或包杂物，而是 积起来送到城隍庙去“化掉”，也就是去铜炉烧掉。有两类人，是逐日的都在做这个事，走在路上见到有被弃的字纸，小心收好后送去城隍庙烧化。其中一类是自己 或家人有眼疾，如白内障、青光眼；又有一类是本身一辈子不识字的人或家里有子弟在读书求学的人家。有眼疾的人，他信这样可以积福报，能够去疾复原；另一类 人则相信，这样可以感动神明，给家人子弟或自己来世求得读书识字的机会。
除了被认为是明显的邪教，中国不曾公开禁止过任何的宗教。犹太人渡海而来，宋朝皇帝赐地建庙，尽管徽宗是个著名的道教徒；穆斯林东来，皇帝赐地建寺；基督 徒东来，皇帝赐地建教堂。只要教士“人颇恭顺”，教义“不悖人伦”，中国皇帝和老百姓不曾拒绝过任何宗教。近代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与基督教的冲突，仍肇始于 认为其“惑乱人伦”——老子儿子怎能拜同一个“神仙”为“父”呢？婆婆媳妇怎么就成了“主内的姐妹”？这样的问题不说清楚，最重礼法人伦的中国士绅和老百 姓是不答应的，根本就顾不上参究透彻其教义了。
我们拥有着如此众多的神明，涵盖了大地上的河岳、天空中的星宿、历史中的先贤、外国来的圣人，我们似乎从不缺乏信仰。但是，若论及宗教与信仰给中国带来了 什么，则似乎了不可觅。在中国的传统中，信仰从来就是为了使信众以更能合乎“既定”的世俗规矩去生活而存在，“圣人以神道设教”为的是使人民归化于“既 有”的世俗秩序和规矩。扯远一点，保镖的与劫道的都拜关老爷，好处是“人不亲艺亲，艺不亲祖师爷亲”，则你不捉我见官、我不劫你镖银，都为讨生活，如此而 已。不是以信仰去指引生活，而是使信仰从属于生活，则信仰不会带来任何新的对生活的发现。所以加尔文看圣经看出了新教伦理，看出努力挣钱不是罪过、努力工 作就是荣耀上帝，发展出资本主义；中国人看圣经，则觉得与儒籍无异，不外教人恭顺、忍耐、兼爱、贞洁、遵守秩序，都已是我中国既有的教化。有意思的是，天 主教士利玛窦初到中国，也是靠这套糊弄了过去，绅士们看他像个游方和尚，他大摇其头说“吾，西方儒也”，你看我教人的东西不是与你们无二吗？看着果然如 此，于是有了朋友和在中国最早的信众。
那么几成中国第一宗教的佛法呢？除了不识字的老婆婆也会念叨的要慈悲外，几乎完全成为了历史的点缀。做了皇帝的萧衍一辈子崇信佛教，三次舍身入寺当和尚， 举国崇佛，但到老却被想着早当皇帝的子侄勾结叛军给饿死，而且这不妨碍新皇帝继续念佛。慈禧信佛，人人称呼老佛爷，当时的中国又如何？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 笃信佛法，吃鸡蛋也要听人讲明是素鸡蛋（未受精）才吃，新华门外手下人却打死著名的“刘和珍君”等等一大堆的学生。唐生智的军队号称“佛军”，人人念佛、 戴佛陀像章，人问起为何，说是信了佛就能提高战斗力，果然杀走了另一派军阀。说这些是为了“谤佛”吗？当然不是。佛法便是好佛法，奈何在历史中的中国，无 论什么信仰，宗教的虔诚从来没有敌得过现实的计较，大德频现而大贼频出，佛教能附会出白莲教，基督教能衍生出洪秀全。怀异心者不时借宗教而起事，执政者则 偶尔冀望宗教能致天下以顺服，如此生生不息。
但是，也正因如此，却尤其使我们开始认识到，宗教中必然有着可宝贵的一些东西，否则在它们既不可能主宰历史的走向又不可能改变我们的现实社会生活的状况 下，为什么仍然能香火绵延数千年、信仰传播亿万众？是宗教能够启发出潜藏于人类心底最深处的敬畏之心、感恩之情、和谐之理想以及对超出世俗生活的终极意义 的追求吗？一时恐难说得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宗教的意义确实不是简单片面的“麻醉人民的鸦片”。在今天的中国，能有世界佛教论坛这样千年不遇的大结集、 大法会，除了体现宗教政策的日趋开明之外，不是很能说明“信仰”这种巨大的心灵力量本身的生命力吗？
信仰之外还需什么
有追求不妨自有信仰始，但是仅止于有信仰对人类社会就足够了吗？信仰可以带来使命感、道德感，可以完善内在人格，但这必须建立在好的能够助人向善的社会环 境中。对于西方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领先，始终有论者认为是信仰的胜利，是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伦理作用于欧美社会的结果。但是实际上，依我们的浅见，应该说 是宗教信仰、罗马法与远追希腊的公民社会传统的胜利。舍弃后两者，单纯的宗教在波诡云谲的社会政治经济行为面前，仍将如同于历史上的宗教在中国，将彻底成 为历史的点缀。
宗教信仰的确能衍生出道德信条和处世方式的一般规范，在欧洲，基督信仰与东方的佛教曾共同生发出在终极意义上“众生平等”的理念，在耶稣的眼里抹大拉的玛 丽亚并不比向她扔石头的人更不纯洁，他还应许与他同时受刑的两个强盗同往天堂。但是，欧洲的宗教史也有着不光彩的一页，事实上的政教合一曾使基督宗教由被 压迫转而变为压迫者，并一直持续到14世纪。这之前的欧洲，宗教在使人有道德感的同时，只凭它自己的力量，并不能使人在现实生活中坚固的保有道德——它可 以制造一些真正的顺民，但并不能给公民以民主；它追求终极意义的平等，但不能给百姓以平权；基于教义中无差别的“神爱”，你可以思考作为同样的“被造 者”，应有与他人同样的、人生而享有的权利，但现实中却注定要做一个放弃自由表达的犬儒——当这样的时候，当身处一个王权无边而私权杳然的集权社会中，恭 顺、忍耐、服从、谦卑等等本来产生于信仰的道德，对于一个思想者来说，毋宁叫做耻辱。
正是在这之后的3R“运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罗马法复兴（三者开头字母均为R），才使欧洲社会真正走到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号召的资本主义革命的 道路上去。宗教改革，使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宗教基本从此开始专注于心灵和道德，体现为博爱；文艺复兴，以创作和表达的自由昭示着人性的本来自 由，上承希腊的“社会应为自由人之联合”的公民社会理想因之重光；罗马法的复兴，则无疑表示着两个方面——对以私权（以个人财产所有权为起点）为代表的个 人权利的承认与尊重，实际也就是宪政的发端；在作为公共契约的法律面前的平等，才是一个人作为公民在宗教终极意义之外，能够在现实社会层面得到的直接平 等。
正是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罗马法复兴的有机融合，信仰、自由、法治共同构成了社会的基石，封建王权逐渐收缩，活跃的市民社会逐渐成型，中世纪之后的欧洲逐步摆脱了发展的禁锢。而东方，则恰就在那时开始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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