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琨： 1946：谁丢失了和平

1946：谁丢失了和平
258期 发布日期 2006-04-13
《经济观察报》
黄一琨

对于1945年的国民政府来说，日本的投降显得意外。在1944年的“一号作战”中，国民政府刚刚遭受了可怕的失败。
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中国战场的作用主要是牵制更多的日本陆军师团，以保证在琉璜岛这样的战役中筋疲力尽的盟军不会面对更多一心“玉碎”的日本军人的抵抗。但在1944年，与全世界范围内盟军的节节胜利相比，中国战场出现了惊人的大崩溃：将近50万军人死伤，中国领土被日本的南北通道切成两半，它足足丧失了1/4的工厂，政府的税收来源锐减。在河南省，部分被饥荒和苛刻的劳役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甚至主动为日军带路，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从1944年的大溃败中看到了国共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当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一号文件中指出：“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
在幸运地避免战时首都重庆成为日军攻击目标之后，蒋介石对自己的部下说，多亏有这场大溃败，否则难以察觉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如此虚弱。
一家成都报纸《华西日报》的一篇社论——后来被国民党宣传部门撤了下来——表达了抗战后期国统区民众的失望心情：“政府官员腐败，法律任其滥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惨绝望。尽管国困民贫，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却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华。这种腐败现象，加上其他许多反动的政治因素，已使民气士气低落，几至于殆尽。”几年之后，这种不满随同通货膨胀一起，遍及国民政府所能统治的地区。
进入1946年，突然到来的胜利并没有恢复国民政府对于全国的控制力。共产党军队与国民政府军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竞赛，抢着接受日伪驻军投降，建立地方政权。共产党人刘少奇说，我们现在进入城市的条件，超过世界各国的党。可以实行“先到为君，后到为臣”。
在对日战争中不断壮大的共产党军队有效地控制了华北地区，而国民政府最精锐的部队还都远在缅甸和云南。更糟糕的是，在工业最发达的东北地区，苏联红军根据雅尔塔条约出兵占领了全境，并且把重工业装备拆除运往苏联，苏联红军还把日本军队留下的大量装备交给了向这一地区“大踏步前进”的共产党军队。后来，这里成为内战的第一个决战战场。
这一段时间里，延安先后接待了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总统特使赫尔利以及美军观察团，自从1936年斯诺造访以后，这里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延安与华盛顿迎来了蜜月期。1944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由胡乔木执笔的社论，称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民主世界的双璧”。社论谴责国民党拒绝实行民主制度，而“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的工作”。
在新一任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启程前往中国之前，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大公报》翻译并全文刊登了这一声明，声明说：“美国深知现时中国国民政府为一党政府，并相信加入国民政府之基础如能更加扩大，容纳国内其他主要政治分子，则中国和平、统一、民主的革新，必能更进一步”，“中国国父孙逸仙博士所以培养在中国走向民主过程中建立一个一党训政治之暂时施策，必须加以修改”。这样的表态是中国国内各个政治派别都没有勇气作出的，它直接批评了处于 “国父”神圣地位的孙中山，指出他的训政政策必须修改。
在关系中国未来前途的道路选择上，毛泽东和杜鲁门有了共同的取向。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了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毛泽东说： “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他要求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国、共、民盟、无党派爱国人士组成的联合政府。
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上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评论说，共产党“所唱联合政府，乃亡我国民政府之毒计”。
事实上，从形式统一中国开始，所谓的国民政府实质是国民党政权而已。自从进入训政阶段以后，国民党代表民众实行“以党治国”。党治在制度上表现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被授予的权力。后者是联结党和政府机构的桥梁，虽然它只是前者的一个下属委员会，但是却是指导国民政府的权力机关，兼有立法和行政职能。政治学家钱端升说，从理论上说，中央政治会议对政府的文职部门实际上行使无限的权力。事实上中央政治会议也是政府权力之所在，因为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是蒋介石。虽然在中央政治会议之下建立了五院制（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和监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制度在国民政府中得以实现。蒋介石的顾问何廉说：“委员长走到哪里，政府的行政权力就行使到哪里，就职权而言，他领导一切。”
蒋介石的国策顾问唐纵建议好好借鉴共产党的经验来改造国民党，并且提醒蒋介石说，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主张保持私有制并发展资本主义的提法，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一转变使得工商界人士和国民党内部的失意分子消除了对共产党的恐怖心理。
随着马歇尔的到来，对日战争胜利后短暂的政治僵局被打破。比起自大、无知的前任赫尔利少将，担任美军总参谋长的马歇尔不仅德高望重，而且担负着敦促国民政府完成民主政体构建的责任。杜鲁门和马歇尔设想，未来的中国将建立一个两党政府体制，以共产党为少数派成为合法地位的反对派，在美国看来，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
到达南京的当晚，蒋介石设宴招待马歇尔。外交部长王世杰回忆说，马歇尔明白无误地告诉蒋介石，杜鲁门总统愿意给予中国复兴的一切援助，但这都取决于美国的舆论。而美国舆论如何才能赞助援华，这取决于国民党对一党训政制度的改革。
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处于巨大的尴尬之中。1943年元旦，白宫还对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而在同一年的《中国之命运》中，蒋介石自得地宣称“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现在美国这个监护人却要求立刻改革孙中山和自己的政治构想。唐纵在1945年底回忆说：“年初还在战事的黑暗时期，年末乃是胜利的黑暗时期，政府始终在艰难困苦中”。

马歇尔的到来使得从1946年1月11日开幕的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了公众的焦点。这次会议是根据1945 年国共双方的重庆谈判召开的，以商讨政府的重新改组，并通过一部新宪法。在国家秩序不能正常运转的情况下，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会议。虽然他们不是经过选举产生，但是《新华日报》说，“在中国还没有经过全民普选而产生的民主国会之前，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在现在是最适宜于代表全国人民来决定国家大事的”。
这是自从国民党推行一党训政制度以来，少有的政治多元化的历史阶段。甚至在和平成为泡影之后，国民政府还要援引政协会议决议的权威性来证明随后的若干政治行动的合法性。
38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国民党8人，中共7人，青年党5人，民主同盟2人，民社党2人，救国会2人，职教社1人，村治派1人，其他无党派代表9人。
蒋介石私下对担任驻美大使的顾维钧说，中国在国民党以外，除了共产党，其他党派都不算数。民盟的机关报《光明报》也说，其他政治派别和国共两党的基本区别，“就是大家都没有武力，作为其政治要求的后盾”，“他们的前途，只能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
政治主张与武力的紧密关系，这是1946年乃至整个民国时期中国政治的主要逻辑。钱端升在分析国民党的黩武主义与中共的武装对抗之间的关系时，追溯到国民党内支持孙中山与军阀结盟的军人势力。当时那种基于利害关系的联合，很快就发展成了一股国民党内不易被清除的力量。老同盟会员梁漱溟在1922年说：“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在1946年，被马歇尔称为“中国甘地”的梁漱溟是民盟的代表人物，在政协会议上，“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是他们的主要主张。
政协会议上，除了国民党人，与会的其他代表几乎都认为，国民党的《五五宪草》是一部“人民无权、总统万能”的宪法草案。孙中山主张的五权（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和监察）在政治强人的手上几乎从来没有能够实行。与蒋介石关系最为密切的青年党提出，中国如果采取总统制，容易走到民主的反面，并且引发革命，中国应该实行内阁制，国会采用上下两院制。
然而处于“国父”神圣地位的孙中山却一直厌恶英美的议会政治，希望用直接民主来整合国家的政治生活。他直接运用“国民大会”来构思改造代议制的方案，这是在中央政府代行直接民权的机构。但是孙中山对于国民大会的设想是极为粗糙的。国民大会由两千人组成，如果作为集会议事的机关，人数太多，无法作为有力量的民意机构代表人民监督政府。如果作为直接民权的代表，人数太少，而且间接行使直接民权，直接民权也就失去本来的意义。
但是如何制定一部新宪法，既能完成政治重构，又能消弭国民党代表的不满，民盟的宪法学者张君劢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提出一个天才的方案——“无形国大”。他解释说：孙中山先生不满意西方的代议政治，主张直接民权，但中国领土辽阔，人口众多，客观事实和条件皆不允许，不得已采取间接民权的国民大会方式。根据孙中山的直接民权学说，张君劢批评“五五宪草”的国民大会制度只是间接民权而非直接民权，并主张“把国民大会化有形为无形，公民投票运用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就是国民大会，不必另开国民大会”。这样，国民大会既没有具体机构，也不选举代表举行会议。在立法院成为民意机关即行使议会的功能时，国民大会的存在也就不必要了。
张君劢的另一个重要创造是在五院制的名义下嵌入了内阁制与国会制。他的具体设计是，赋予监察院英式上院的地位，赋予立法院以下院地位，而行政院成为内阁。行政院与立法院之间是内阁与国会的关系。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不信任的时候，可以推翻行政院，而行政院也可以要求总统解散立法院，举行大选，产生新的立法院。
这部宪法草案还规定，各省可以制定省宪，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以省宪的方式保障解放区的政治地位。
梁漱溟回忆说，张君劢这套方案提出后，“在野各方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参与宪法草案的两位国民党代表，其中包括孙中山的儿子行政院长孙科也表示同意。而作为政治强人，蒋介石的未来地位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如果担任总统，在国家政体采用内阁制的时候只是一个荣誉职位，而如果担任行政院长，也将在立法院的监督下。
在这次会议上，现政府改组是另一个重要的议题。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提出，国民政府委员会是政治的最高指导机关，国民党委员应该在其中占绝对多数，并且政府委员的任命应该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
这种继续延续一党训政的做法立刻遭到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在向政协会议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中要求：“多数党在政府中的主要职位所占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改组后的政府，应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任何一党的经费不得由国库开支”。
对此，最为强硬的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发言说：“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法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解决不了的。”共产党代表陆定一回击说：“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都由党包办的，而是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是办不通的，中国只应实行多党政治。”
最后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的协议是，国民政府委员共40名，其余20名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协议没有规定政府委员的任命应该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
在激烈争论的时候，马歇尔曾经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临时政府组织法”，核心内容是，由一个国务委员组成临时政府，“在立宪政府成立之前，非经国务委员会十六之同意，国民政府不得发布影响各县各行政区纯地方性质事务之法令”。这等于是取消了国民政府的存在。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中感叹说，这个美国人在实行民主的道路上比共产党人更过火，完全不了解中国的现实。而更让他“心神痛悔交集”的是对共产党“过于宽容”。

1946年1月31日，政协会议在“极度和谐兴奋”的气氛中结束。马歇尔感到困惑的是，国共双方对立了十八年，短时间就妥协了，战争全面停止，实在是件出人意料的事情。
毛泽东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说：“推动（政协会议成功）的力量，最初出于美总统杜鲁门，继之以莫斯科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最后则是马歇尔特使及国内民主分子，其间的国民党本身的民主分子，也不在少数。”
蒋介石把政协会议视为失败，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军队无力量”。他不能容许以武力取得的国家权力却在党派协商和议会政治中丧失一半。
在政协会议之后的国民党六大上，蒋介石对代表们说，自己九岁时就死了父亲，跟随着母亲受尽了土豪劣绅对自家产业的觊觎，还有亲戚朋友的冷淡。在这种凄凉孤苦的环境中，他受母亲影响，养成了忍辱负重的性格。
然而这种忍耐并不意味着宽容，蒋介石并不需要忠诚的反对派，他要求民众必须具有“服从、牺牲、严格、清洁、准确、勤奋、保密”的品质，“必须坚定地，勇敢地为团体和国家做出牺牲”。而作为领袖，既是基督徒又是老式儒家的蒋介石相信自己的无私和道德纯正，因此自己的权力利益就是党的权力利益，也就是国家的权力利益。
比起蒋介石，他手下极端的国民党徒更缺乏理性和耐心。在重庆校场口，他们残暴的摧毁了各界人士庆祝政协召开的大会，后来又暗杀了两名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李公朴和闻一多。没有证据表明蒋介石与这些暴行直接相关，但是这些具体行动的执行者们都认为，他们采取行动是因为那些人的言行惹怒了自己的委员长。
很快马歇尔就开始抱怨，国共双方总是在细节问题上绕来绕去。他开始相信《大公报》社长胡政之对自己的警告，建成联合政府就像建立一个“德意志法兰西联合共和国”，国共合作是没有基础的。梁漱溟也有同感，国共谈判转移不定，“今天在此，明天又在另一点，层出不穷”。政协会议没有解决军队国家化以及错综复杂的东北问题，成为谈判的焦点和战争的触发点。
马歇尔严厉地指责蒋介石用军事行动破坏了他的调解工作，并把70％的预算用于军费，使国家经济陷于崩溃，这样做只会为共产主义的蔓延提供肥沃的土壤。
蒋介石回答说：共产党从来就没打算与国民党合作，在苏联的影响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垮政府。惟一的办法只有消灭共产党的军队，这需要八到十个月，至于经济形势，他无比自信地说，不会有崩溃的危险，因为中国是农业经济。
马歇尔勃然大怒，他决定给蒋介石及其政府和军队重重一击，劝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实行全面的武器禁运。但事实上，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得到了39个陆军师和8又 1/3个空军大队的军事装备。武器禁运只不过使政府军队的全面进攻暂缓了几天而已。美国人希望帮助这个政府成为稳定亚洲的主要力量，但是这里却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内战战场。
蒋介石不打算理会马歇尔了，他甚至躲到了庐山，马歇尔为了解决问题，不得不九次上山。周恩来告诉沮丧的马歇尔，在国共谈判中，蒋介石只关心军队整编，这一点做到了，蒋介石就放心了，但是共产党人就不放心了，因为一切都没有了保障。
军事行动很快在东北展开。8月19日，政府军轰炸了延安。10月10日，政府军占领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二大城市张家口，随后蒋介石召开了国民大会，共产党和民盟都拒绝参加，在会上，张君劢的宪法草案被彻底修改，这是中国历史上施行英美式宪政的最后一次努力。
“和平死了。”梁漱溟听到张家口被占领的消息时说。
研究过1920年代到1940年代中国政治的钱端升早就判断说，在中国一旦一个军事派别取得了政治权力，政治上的反对党除了求助于武器之外，别无他途。
这是一个残酷的论断，但是争取和平的努力，以及在中国施行英美式宪政的失败无不印证了这一论断。在1946年，中国追寻现代国家的努力和梁漱溟、张君劢等自由主义者一起面临彻底失败。这种努力的前提是和平与共同价值标准的存在，但民国时代的中国并不存在这些前提。

链接

《五五宪草》 1928年6月初，张作霖退出北京，途经沈阳皇姑屯时被日本人炸死，北洋军阀政府就此结束，历史进入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北伐战争的结束是军政时期的结束，训政时期的开始。但何时结束“训政”，开始“宪政”， 国民党一拖再拖。
1932年12月，国民党第四届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孙科等提议依孙中山《建国大纲》的规定，应从速起草宪法，召开国民大会，要“结束党治，还政于民”。 1933年1月，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对中央全体会议通过的25条原则经过研究，反复修改7次，完成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制定，于1936年5月5 日公布，因此又称《五五宪草》，其主要内容是：①确立五院制与总统实权制的政治体制；②在经济制度上实行“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③实行县级自治。由于日本人大举入侵，《五五宪草》尚未经国会正式通过就“夭折”了。

“一号作战” 从1944年4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年底、纵贯中国南北几千余里的大规模豫湘桂战役，是日本军国主义临终前回光返照似的最后挣扎。
日本自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未能速战速决打败中国且陷入持久战的漩涡，只能保持点（战略要点）和线（以交通线为主）的占领。日军还被分割成几块，始终不能形成完整的战略体，陆军主力深陷中国不能自拔，给日军转用兵力于太平洋造成极大牵制，导致太平洋兵力不继，不断失败。为此，日军企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将侵华日军各部分贯通起来，并联系被切断海上交通的南洋日军。另外，从中国大陆各个基地起飞的盟军飞机直接轰炸日军甚至日本本土，这意味着盟军同时可以对日本本土发动大规模空袭，这使日本异常恐惧，打掉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也是日本加速推行豫湘桂战役（日本称“一号作战”）的直接原因。
此次战役，就作战范围而言，由北向南绵延数千公里；就作战规模而言，打破了日军侵华以来的空前纪录。

创制权 指公民达于若干人数，得提出关于法律或宪法的建议案，其目的在于防止议会违反民意而不制定某种法律。

复决权 指议会所通过之法律案或宪法草案，公民有重行投票表决之权，其目的在于防止议会违反民意制定某项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