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请问雅典在哪里？

龙应台：请问雅典在哪里 ─ 谈台湾的「国际化」危机
中国时报 2005. 03 . 16 文 　　

☆雅典在非洲吗？

「天下」杂誌在二○○四年底做了一个「台湾人的国际观」调查，得到这样的结果：

约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联合国的会址在哪个城市。

约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每年诺贝尔奖在那个城市颁发。

约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世界最大的雨林在哪一洲。

约百分之六十七的人不知道新加坡的现任总理是谁。

约百分之六十的人说不出现任中国国家主席是谁。

约百分之六十的人不知道德国用的货币是欧元。

约百分之六十的人不知道刚刚办过奥运的雅典在哪一洲。

这样的数据会使人以为台湾人大多没出过国门，但那就错了，六成的台湾人有出国 经验，四成五的人还到过两个以上的国家。自认为懂两种以上外语的人将近四成。同 时，觉得「在全球化趋势下，瞭解国际情势和趋势」重要的，有百分之八十。为什么懂 外语、出过国、认为国际知识很重要的台湾人，对国际的知识却那么少？

☆「杂碎」的国际报导

随便哪一天，随便哪一个新闻频道，台湾人每天看见和听见的新闻基本上只有三种 ：琐碎的口沫横飞的政治新闻，刺激的姦杀掳掠的社会新闻，还有大量的低智商「杂碎」新闻──小孩吞了一打钉子、女人的腿被紧身牛仔裤磨伤、男人的生殖器憋歪了、黄牛会笑、猪会爬树、小偷偷了女人内裤摔了一跤……


如果瀏览一下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那一天台湾几个比较认真的电子报，寻找国际新闻，发现每一个报纸不超过十条。其中两三条是政治的即时性新闻，譬如欧美协议如何处理伊朗核武的威胁，剩下的，全是台湾国内新闻的翻版，也就是说，所谓「国际新闻」其实大半是国际的咸湿「社会新闻」：

美国强暴犯当庭枪杀法官。
麦可杰克森性侵儿童案继续。
性侵幼童德国神棍被捕。
十三岁男童强暴女老师。
纽约警察受雇作枪手杀人……

想要知道今天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只好花时间上外国媒体，譬如美国观点的「纽约时报」：英国的「非洲调查报告」出炉，要求每一个先进国家将外援大幅增加到国家预算的百分之零点七。英、法、西班牙都已做到，美国却落后很远。叙利亚自黎巴嫩撤军。玻利维亚总统梅萨得到国会支持，继续执政，但是政治情势极不稳定。美国法院判决，美国政府应对匈牙利犹太人赔偿二战间所掠夺的财產……

或者欧洲观点的「法兰克福匯报」：欧盟准备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因为中国纺织品严重威胁欧洲经济。华人在柏林游行，抗议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伊拉克的经济重建碰到很复杂的问题。马其顿大选被指控作票。法国哲学家谈车臣独立的坎坷以及俄罗斯的霸权…… 政治国际新闻之外，还有财经的和文化艺术的国际新闻，譬如专访联合国的经济学家，评介巴西的小说家、伊朗的电影导演、古巴的音乐。

三月十二日的日本「读卖新闻」网上有二十条国际新闻；新加坡「联合早报」网上有八条国际新闻，加上转载十五篇与国际有关的报导。

　　对比之下，台湾媒体全面地缺少国际面向：国际新闻的量非常少，而在极少量的国际新闻中，不是姦淫掳掠的耸动「杂碎」就是瞬间发生的事件。事件之前的歷史脉络和深层意义，事件之后的思潮形成和可能影响，事件与事件之间的抽丝剥茧等等，却毫无深掘，更无讨论。

☆知识空白区

　　从香港机场飞到桃园机场，感觉像从城里到了乡下。旅客少，显得机场空荡荡的。检查护照时，香港机场的「访港旅客」那一行永远大排长龙，持身份证的香港本地人却是寥寥可数。台北海关则刚好倒过来，都是相濡以沫的自己人，看不到几个外国人。两千三百万人口的台湾，在二○○四年来了一百零三万人次观光客。七百万人口的香港，观光客却超过两千一百万人次，是台湾的二十倍。观光產业佔全球生產总额的百分之十一，但是二○○三年台湾的观光收入只佔总收入的，对不起，百分之一点三。外国访客很少，因此人们直接在生活里接触或接待外国人的机会也就少了。观光客不熟悉台湾，国际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也罕来台湾。假设布莱尔或者席哈克会来，那么透过起鬨的媒体，人们也会对英国和法国多了点认识。假设曼德拉或者安南会来，那么小学生也可能知道了南非的一点歷史和联合国究竟放在哪一国。但是这些人都不可能来。

　　假设我们的元首副元首可以常常出访外国，那么随著他们的摄影队伍，人们或许对华沙或索非亚或莫斯科或奈若比也会增加一点活生生的印象、深刻一点的认识，但是，他们也不可能去。

　　假设台湾是许多国际公约的签订者，假设台湾民间团体是许多国际组织的成员──医学卫生的、文学艺术的、企业產业的、环保人权的、儿童福利的、妇女运动的……许多大大小小的国际组织年会此起彼落、经年不绝地在台北发生，那么我们处理文书的基层公务员、作义工接待的大学生、商店售货员、採访记者和社会各个阶层，也就会逐渐熟悉这些国际组织运作的方式和全球关注的议题。但是这些会议，也不会来。

　　正常的国家里一定会有的正常的国际交往，以及因为这些交往和交流而產生的知识积累，在台湾，有一片空白。台湾与二十五个国家有邦交──常常变动，所以下笔时说不定数据已经不正确。十二个国家在拉丁美洲，七个在非洲，五个在大洋洲，一个嵌在欧洲。二十五个国家中，只有八个国家面积超过十万平方公里。大多数的国家，被联合国列为最贫困国家。小而贫困，并不代表不值得我们认识，而且既是邦交国，我们被允许去深交，但是，这些国家：伯利兹、多明尼加、甘比亚、查得、马绍尔群岛、基里巴斯……多少人认识呢？

　　元首副元首倒是常常往那里去，而且每次去一定有大批媒体紧紧跟随，但是这些镜头对准的仍是熟悉的政治人物的嘴脸，而领导人即使到了人家的土地上，对著镜头谈的还是台湾国内的事。多少人听说过瓜地马拉市曾经是一个艺文薈萃、思潮发达的文化重镇？多少人知道中美洲这些穷国有著强大的艺术原创力，有著惊心动魄的大歷史？元首副元首和他们的庞大记者团、摄影队，对这些国家既没有认识，也没有兴趣。小而穷的邦交国，只是台湾玩弄内部游戏的政治道具。

　　台湾有多少大学生瞭解京都议定书是个什么来龙去脉？假定他听过这个词，他又是否知道为什么俄罗斯签，而美国不签，中国又签了没有？他是否说得出来「温室效应」究竟影响了什么？布希侵略伊拉克这个行为，包含了几个层次的意义？他是否能以全球贫富差距问题进行一场辩论？联合国的二○一五计画 ──走在街上的人们，有几成的人听说过？几成的人知道「撒哈拉沙漠以南」代表什么？

　　在无限聒噪的扣应媒体中，在老师讲课的教室里，在酒酣耳热的晚餐桌上，在文人聚会的咖啡馆里，在大学和中学的校园里、在青少年的网路聊天室里──温室效应、伊拉克战争、联合国扶贫计画、北刚果的种族屠杀、俄罗斯的民主困境、富国与贫国的剧烈矛盾、欧盟整合的障碍……这些议题在台湾的生活环境里，被提及、被讨论、被辩论的机率有多少？

☆二○○四年除夕夜

　　是的，我无法忘记二○○四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南亚海啸刚发生，死亡的人数每一天以万计增加。抱著婴尸哀慟的母亲、眼光茫然的稚龄孤儿、浮肿变形的尸体、惶惶然在尸堆中寻找亲人的家属……几十万人的顿时丧生，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这一年的除夕，虽然倒数、香檳、音乐和葡萄酒可能依旧，但是人们在点燃的烛光里有泪光，在庆祝的情绪理有沉静的收敛，在碰香檳的祝福里同时对倖存者致上关怀。全世界都在哀悼，因为那沙滩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同胞在内。深重的劫难和哀伤把地球变成一个紧密牵手、同舟共济的小村。除夕夜，我搭黄昏的班机从台北飞回香港。南亚海啸使香港人全城震动，老婆婆们都排
著队去捐款，人均捐款世界最高。为了悼念死难者，他们取消了所有原来预定的活动。

　　那晚的电视镜头怪异极了；当全世界都在为南亚数十万死者肃穆下来的时候，台湾却是一片无忧的欢腾。从高雄到台北，激昂的政治首长在炫亮的舞台上说话，兴奋的年轻人在拥挤的广场上歌唱，一片举国欢跃。

　　巨大的死难，撞击了全世界、撞击了整个人类社区，但是台湾儼然在这「全世界」，在这整个「人类社区」以外。我看著萤幕，看著高雄的灯火辉煌，看著台北的鼓乐沸腾，看著总统和市长们和市民们满足的、快乐的、幸福的表情，听著记者们夸张的、溢美的声调，心底一片冰凉。

　　不，我并不认为台湾人特别缺少同情心。

☆水未沸，青蛙在唱

　　二十世纪的中国内战，给中国大陆带来五十六年的政治专制，给台湾带来五十六年的文化锁国。国民党统治时期，海岸线和港口是管制区域，飞机场是军事重地，海外书刊大半是禁书，到一九八一年台湾人民才被允许出国观光，才第一次看见外国的城市，第一次接触外国的人。国民党政权的稳固，和任何专制政权一样，以培养人民对外界的无知为基础。

　　歷尽艰辛得到了民主，转换了政权，我们的天空打开了吗？反对阵营的头目们，毕竟也是在锁国文化中长大的孩子，夺到权力之后也只有能力提出另一种型态的锁国：「爱台湾」意识主导一切，「台湾优先」凌驾一切，狭义的「本土化」界定一切。人们再度站到台湾的海岸线上，背对大海，继续面对自己的内陆思索和争吵──即使你知道那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内陆在地球上是多么、多么的小。

　　国民党和民进党表面上是敌对的，但是在内视封闭的意识型态上其实又多么近似。然而真正使台湾人与国际严重脱节的，可能仍是中共对台湾的外交孤立和全面封锁。在这种滴水不漏的封锁之下，除了必须「往外衝刺」的企业之外，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基金会、社运团体、环保团体、各级学校、教育改革团体、政府技术官僚、媒体记者、研究机构、老师、作家、艺术家等等，都得不到一般国家，或者说，与台湾的高文化素质和高经济水准相当的国家或社会，应该有的多管道、多形式、多边的国际交流经验。

　　以香港为例。二○○五年底世贸组织要来香港开会，一个这样的会议给香港人带来什么？世贸会议在这里开，负责协调组织会议的政府官员，从首长到最底层的小公务员，在与各国政府和代表不断的来往沟通中，认识了国际的议题，更学到国际应对的技巧。衝著世贸会议，全世界反全球化的组织也动员要来香港抗议，由香港的民间团体负责统合。於是香港的民间团体从统合的运作中又学到了全球性的组织操作，而且在一瞬间就与全世界的反对组织接轨。至於普通市民，由於新闻的炒作，那平常不关心的人对世贸议题会得到多一点认识，平常关心的人更有机会取得第一手的讯息。

　　一次重大的国际会议就像一颗石头拋进池塘里，涟漪一圈一圈扩散，整个池子受「波及」，而所谓「国际观」，就是在这种不断的涟漪「波及」中逐渐累积见识，逐渐开阔眼界，而且深刻觉得自己是国际动脉的一份子。

　　几十年没有这样的国际会议，几十年没有这样的国际参与和对话，几十年没有这种国际议题的撞击，几十年没有这种国际思潮和辩论的陶冶，也就是说，几十年被排除在国际社区的外面，你能怪台湾人与世界不同调，你能怪台湾人缺乏国际观吗？

　　我的心情毋寧是沉痛的。像一只青蛙置於釜中，柴火慢慢加热，青蛙有好长时间是感觉不到的。从国民党的锁国教育，到民进党的内视心态，从被排除於联合国的网络之外，到长期受中共的国际封锁而被逼迫到「人类社区」的圈外，二十一世纪的台湾，就长成这样一个社会：政治领袖没有国际格局，专业菁英缺少国际舞台，民间社团无法与国际合作、向国际学习，人民对国际社区彻底陌生。於是我们看见这样一个奇怪的台湾：从上到下敲锣打鼓到处叫喊世界对台湾不公，但是台湾人对世界却一片疏离。非洲苏丹的种族大屠杀、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飢饉、印尼森林面积的消失、原生物种的绝灭……台湾人一般都觉得事不关己。

　　世界把台湾排除在外数十年，后果好像是，台湾也就慢慢转过身去，把世界排除在外。除夕夜的狂欢，不是台湾人冷漠，而是，在长期的隔离下，台湾人被迫逐渐失去了自己是国际社区一份子的意识了。我认为这是中共政权对台湾人最大的迫害，最严重的伤害。我渴望从肺腑里叫喊：中共，你不可以这样做！但是中共的封锁是一种残酷的政治现实，而台湾的领导人物在笼里看似横衝直撞，十足地蛮勇，动机却仍是在利用这牢笼处境争夺权力。长期的笼子对国民心态的窄化矮化、对文化创造力的「盆栽效应」、对国家整体发展的严重窒碍，领袖们似乎完全麻木，甚至在夺权的游戏中，更有意加剧人民心态的内向封闭。

　　一种中共发起、世界配合的「隔离」政策，持续加温中，煮著锅里还在唱歌的青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