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October 12, 2009

期待更多的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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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更多的李安

沈泽玮 (2009-10-10)

  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大寿,结集一百多个明星拍了一部《建国大业》,中华民国100岁,我们是否会看到台湾名导演李安把台湾名作家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搬上大银幕?

  李安和龙应台前晚在台北举行一场题为“这一路走来的我——从台南的泥土谈起”的对谈。提问时间,有出席者以书写方式提出这个有趣的建议。

  李安俏皮地问龙应台:“这问题不是你自己写的吧?”他接着说,在香港为新戏《胡士托风波》(Taking Woodstock)宣传时,有记者问他,10月1日《胡士托风波》正好对上大陆的《建国大业》,他有什么感想?

  《胡士托风波》以美国嬉皮年代为背景、以怀旧的调调来呈现1969年性解放及反战精神的年代。虽然不是讲述什么建国的大业,但李安说,他建立的是一个“乌托邦大业”,他甚至认为“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国家多好,不是鼓吹没有秩序,而是不管是党是国,它们的东西都令人质疑”,民间的东西虽然没有秩序,但却有更多的真相。

  龙应台也说,有人问过她,国民党写一半的历史,共产党写一半的历史,那两岸各一半加起来,是否就完整?她回说,一半加一半的历史,它还是两党在写的历史,要把民间的合起来,才比较接近真相。

  受过威权时代的党国教育,摆脱思想桎梏后,两位名人对党国都持怀疑态度,相信好些台湾人也有这样的心态。不管执政当局的教育目的是出于恐惧还是保护,人们一旦跳脱之后,心怀的,总是更多的不信任。

  日前,新闻节目播放国共历史片断。珍贵的历史镜头中,出现了台湾人拉起一个把蒋介石当作是“民族救星”的大布条,还有在蒋介石生日当天,有阿嬷带着孙儿去吃面线的旧画面。笔者看了觉得好笑,受过党国教育的台湾朋友,更是觉得好笑。时空交错折射出的,是一代人的思想改变,从现在的眼光凝视过往,这些片断都可以被归类为周星驰式的冷笑话。

  李安走的当然不是周星驰路线,他在电影中多次探讨父与子之间的冲突关系,以及对父权压抑的阴霾。在和龙应台的对谈中,他把父亲、父权隐喻为政权、文化。

  他透露,自己觉得父亲在家中给他的观感,“很像来台湾的国民党”,“它的权力在慢慢流失,不过大家在保留他的颜面”,“国民党把中国文化带来台湾,在台湾发酵,也在台湾流失、变质”。

  与父权抗争是因为年轻人想要挣脱、想要自由,但李安也认为,父亲给的压力其实也是一种安全感,它成为一个行为准则、一个纪律准则,成为一些根本的立足条件,“你不希望它变,它变了你反而会觉得飘虚,没有安全感……这是一个理性和感性之间的挣扎”。  同样的,李安认为拍戏可以乱,可以感性地去拍,不论是悲剧的升华或喜剧的嘲笑,都可以增加戏剧效果,但是生活应该是理性的,人际关系的处理是理性的,不能乱。

  具备思想、感情与技巧等等条件,李安不只懂得运镜来诠释他对影片的态度,他还能很自在朴实地向出席对话会的1000多个观众,表达他内在的想法。不煽情不激情,浅白的文字最有力量,他总是可以说出一套道理,而且不自觉地渗入人心。

  李安说,他在拍戏的过程中找寻人生的意义,他要把很多松散的东西,通过电影的结构呈现出来,把他对人生的诠释传达给观众。但他也知道,他是在“找一个没有答案的答案”,他是“去制造人生有意义的假象,这个假象对群体拥抱在一起很重要”。

  从父亲教他的写书法的“三折法”, 他领悟到的是,“中国人的美感,写字要回峰,圆润才好看,完全破决了其实没有什么意思,要留点东西,让人回想”,就像人生中的反叛,推翻了又怎么样呢?可能往更坏的方向走。

  台湾人爱用一个词叫做“同理心”,或许就是同理心让台南出发的李安能够跨国跨界。不管是西片、武侠片、同性恋、家庭伦理、19世纪的英国、40年代的上海,还是70年代的美国,他都驾驭得当。

  说他是台湾的骄傲,应该不为过,但回想他拍的片子,却又不是那么的台湾,这当中多少有点矛盾,但却也是让人惊喜的特质。

  台湾滋润了李安,李安也让台湾发光。但做导演的,十个大概有八个不成功。台湾若要推展文化软实力外交,那台湾的电影工业应该获得更多支援,商业与创作的机制要加大整合及推广。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否会成为中华民国100年的贺礼并不重要,笔者反而期待台湾能让人看到更多的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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