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华人世界对台湾的民主发展高度关注，但是关注的焦点总是激烈的政争和耸动的选举，静水流深的事情却很少人看见，譬如在二零零五年二月一日台湾所通过的「广电三法」。广播电视法，有线广播电视法，卫星广播电视法规定：政府、政党不得直接或间接投资民营广电事业。政府、政党、党务人员、甚至公职人员都不得担任广电媒体董监事等职务。政府、政党捐赠成立的财团法人和受托人同样不得投资广电事业。党务、政务和民意代表的二等血亲、直系亲属若是投资广播、电视事业，在同一家媒体的持股不得超过总股数的百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广播电视的主管机关将脱离政府，不再由新闻局主管，而由地位独立超然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负责。委员会成员由各政党依比例派代表组成。
也就是说，党、政、军，彻底退出媒体。
这个法案的通过，非常尖锐地凸显了台湾和中国大陆在二十一世纪之初，核心价值的最重大的差异。
中国有两千三百多家报纸，八千七百种杂志，无数的广播电台，但是至今没有「新闻法」，只有头痛医头、脚痛治脚的种种「规定」和「通知」，譬如一九九零年的「报纸管理暂行规定」，界定了报纸的管理权力级别。一九九五年的「报纸品质管制标准」，不合所谓「品质管制」标准的，可以撤销登记。二零零一年，新闻出版署发出文件要求「审读」工作「制度化」。所谓「审读」，就是文字的检查。
林林总总的「规定」其实都属于一个性质：管控媒体。而维护媒体权利、保障人民知的权利、保障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尊严和人身安全的规定，一条也没有──当然，除了「宪法」三十五条，明订公民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仅供参考的。
管理新闻法律位阶最高的是一个位阶很低的「条例」，一九九七年通过的「出版管理条例」，规定只有国家机关，以及同属于国家权力体系的机构，譬如工会、共青团、妇联、党报集团等等，才有办报的权利。也就是说，媒体，属于国家权力。《解放日报》的社论更一点儿也不遮掩地说：「我们的媒体，是『社会公器』么？不是的。我们的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
还有比这更突兀的当代对比吗？台湾在二零零五年正式立法，规定党、政、军退出媒体，而二零零五年的中国，媒体继续为党、政、军服务。不同的是，从前只是作为，现在经由「现代化」的驱使，作为写成法律条文，有了「法治」国家的外貌。
如果广电三法代表台湾民主又往前进了一步，那么台湾的媒体是不是令人「额手称庆」呢？很多人会苦笑。民主进程像乌龟爬树，上两步要倒退一步半。党、政、军退出媒体吗？「置入性行销」却从后门进入媒体。台湾的政府，根据不正式的估计，每年大约花五亿港币在媒体宣传上。「置入性」的意思是，政府想要「行销」的讯息，不只以广告的方式光明播出，还可以偷偷被写进戏里，让你不知不觉；还可以被当作「新闻」播出，而你以为是公正报导。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购买了新闻媒体。掌权执政者，更以这样的手段，为自己取得曝光率、知名度，把国家的公资源累积成私人或私党的政治成本。政府，已经成为媒体的最大「客户」。
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民主进程，不在一个平台上。但是，站在台湾的高平台上，你也无法放松，更不觉自豪──民主的陷阱，何其多也。
2005年02月25日 苹果日报
Saturday, July 01, 2006
Thursday, June 29, 2006
龙应台：10年后…我还是不选择新加坡
(2003-7-21)谢燕燕
1983年，我和我先生…他是德国人，手拉手走在台北街头时，一名男子突然跑到我面前吐了一口痰，然后说：‘妈的，你能跟他，就不能跟我？’。今天在台北是不会碰到这种事了，这里头有个进程。
联合早报创刊80周年讲座“名人谈名城”
龙应台:10年后…我还是不选择新加坡
1983年，我和我先生…他是德国人，手拉手走在台北街头时，一名男子突然跑到我面前吐了一口痰，然后说：‘妈的，你能跟他，就不能跟我？’。今天在台北是不会碰到这种事了，这里头有个进程。
12年前，龙应台来过新加坡，9年前，她写了篇文章说“还好自己不是新加坡人”。12年后重访狮城，龙应台虽然认为新加坡的管理文化比台湾成熟，但是，她还是不会选择新加坡。
 “最好把新加坡和台北合成一个国家…因为台北缺的是管理方法，而这正是新加坡的长处。新加坡的短处是文化厚度不够，而这正好是台北的长处，所以，如果能把这两个城市合为一个国家，我认为就是最理想的国度。” |
在世界多个地方生活过，问她心目中理想的城市在哪里？她毫不犹豫的说：台北加新加坡！原因是台北欠缺的，新加坡有，新加坡欠缺的，台北有。
本报昨天在“名家谈名城”论坛结束后，和龙应台做了个半小时的访问，谈她这段日子来的变化，对当官的想法，以及下来的计划等。
台北＋新加坡
十年后的龙应台，经过岁月和官场生涯的磨炼，语气虽温和些，却依然庆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只不过，如果所住的酒店半夜发生火警，那她不希望自己在西安，不希望在上海或台北，宁愿自己在新加坡！
但是作为文化人，特别是以华文为媒介的文字工作者，她绝不可能选择在新加坡，因为这里没有她生存的文化土壤，也没有她重视的自由空间。因此，龙应台客气的表示，自己还是“不太适合住在新加坡”。
她指出：“作为表演艺术家也许不一样，但作为文字工作者，要很厚的语言土壤，要非常自由的思想空间，这两个是必要条件，却刚好是新加坡所欠缺的。”
“但是如果半夜发生火警，我就希望自己是在新加坡的酒店里。”她补上了这么一句。
昨天的访问，是她辞官半年来，第一次接受媒体访问。龙应台思路敏捷，很清楚自己要些什么，说话也非常直率。比如和本报记者一起访龙应台的《海峡时报》记者想“刺探”她的政治立场时，龙应台马上迸出一句：“你是想问我是不是台独？”
接着她很快的说；“政治上，我主张台独…我不单主张台湾独立，我还主张上海独立，我甚至主张湖南也应独立，因为那样是最理想的状态，是比较有效的管理方式！”
不过文化上她反对任何割裂，因为文化是一条大河，要纳百川才流向大海。
在谈到台湾目前所面临的各种难处时，记者脱口而问：“你认为台湾下来要怎样走下去？”
龙应台很快像球般弹回来：“我不知道，我不想当总统，我不要思考这个问题！”
对某些问题，龙应台的看法非常坚决，比如她坚信没有政治权力，就不必谈文化权力，更不用谈加强文化厚度的问题了。以下是这次访问的内容：
●问：当官前和当官后，对政治文化的看法有何不同？
◆答：当然不一样了。比如说，以前看到一个钟表，看的是表面上的指针，也就是现在几点钟了。现在会思考钟表后面的齿轮是怎样运作的，它的大小如 何，齿轮如何转等，当然是不一样了。对于权力的游戏，也看得更清楚一些。比如说我这次来看滨海艺术中心，我就不是像一般人来看它的音乐厅和剧院，我会向潘 传顺（滨海艺术中心总裁）了解他的预算如何处理，人员如何管理，节目如何制作，观众如何培养，都是幕后的东西。
●问：是指硬件方面？
◆答：对，材料啊，音响效果啊。
●问：如果有机会重新做选择，你还是会选择当文化局局长吗？
◆答：当然。对一个在野的作家而言，有这样的上课机会、去了解钟表背后的齿轮怎样运作，那当然是很可贵的机会了。大家今天就可以看出两组人的差别，对不对，有实务经验和没有实务经验的不同。这是很可贵的经验。
 “我说家长带孩子去孔庙读书，那不是谁营造的，也不是政府办的，那是台湾走过一段搜寻过程。父母亲本来是把孩子送到英语幼稚园，后来送孩子去幼稚园的同时，也送孩子去念唐诗。这是父母对自己与现代化关系的一种搜索和思考后的动作，是完全民间自发的。” |
●问：你说新加坡缺乏文化厚度，那么，要如何加强这方面的厚度呢？
◆答：很难咯。没有政治权力，就没有文化权力。没有政治权力而想开拓文化工作是一种幻影，因为文化权力来自政治权力。你问我要如何加强文化厚度， 这个问题很难，总不成要新加坡人上街。来到这一步，就要靠新加坡人自己找答案，自己找出路。马来西亚的情况也一样，政府的钱来自纳税人，钱如何分配，什么 人得多少，应该有个公平合理的安排，这就是政治。你说华人占人口百分之四十，那么，华人的文化活动和建设有没有得到纳税人百分之四十的分配呢？我这么一 问，就是政治问题了。
●问：你现在似乎比过去温和，是不是日趋成熟稳重？
◆答：八十年代写《野火集》时，面对的敌人不一样。那时敌人很清楚，目标很明确，就是国民党的极权政府，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打倒它。现在面临的问题 不一样，你根本不清楚敌人长得什么样，现在的政府是身边的人直接选出来的，所以你不能直接打倒它。现在的问题要比面对国民党时复杂十倍。如果还取八十年代 的做法，就表示你没有进步。问题不一样，当初是面临不自由，那我们争取解放，可是解放后，发现它不等于自由，是有区别的，那你就要很小心的去区分两者。
●问：你对民进党的看法…
◆答：民进党非常混乱，非常缺格局，缺见识。但这不能怪民进党，也要怪国民党五十年的一党专政。
●问：那台湾下来要怎么走？
◆答：我不知道，我不想当总统，我不要思考这个问题。
●问：你本身在很多地方生活过，你觉得比较理想的居住城市在哪里？
◆答：就是新加坡加台北啊。你知道欧洲有种说法，如果把一丝不苟，干净得不得了的德国人，和紊乱、随性的南方意大利人结合起来，就是最理想的民族性。去找呢？有人说法国刚好在两者之间，所以我觉得，新加坡加台北就刚好。
●问：你当台北文化局长时，在保留古迹时曾引起不少争议，能谈你对保留古迹的想法吗？
◆答：保存文化古迹是文化对政治做某种程度的反抗。你知道明朝时，郑成功以台湾为基地，郑成功走了，来了新的统治者，这之间来了西班牙统治者，然 后葡萄牙人来了，然后明政，然后清朝，然后是日本人，之后是蒋介石。每一个来统治台湾的人，都会把前人的历史记忆抹掉，这是出自政治动机。
但我觉得，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都得尊重历史，包括日本人统治台湾。如果我在的话，我就不会去拆掉那个日本神社。你喜不喜欢是一回事， 但它毕竟发生过，毕竟存在过。我认为用文化的力量去保存这些记忆，就是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历史。要尊重前人的历史，不要用后来人的权力去抹煞掉前人留下的感 情。台湾要变成成熟文化，这样的历史累积和尊重是很重要的。
台北不好看，但是很好玩…
在龙应台眼里，在华人世界里，台北是中华文化保存得最完整的一个城市。她昨天的“名人谈名城”的论坛上，向观众阐述了台北为何“不好看但很好玩”。
尽管当文化局长的三年里遇到一些挫折，龙应台还是非常“护台”，对台北的“不好看”，她有一番解说，而台北的“好玩”，却令她兴奋不已。
演讲开头，她引用了一名上海人的话：“香港好看不好玩，台北好玩不好看，上海是即不好看又不好玩”。
那新加坡呢？龙应台说：“你们自己去想想看，但新加坡一定是好看的。”
她说台湾的好玩和新加坡不一样。新加坡是“水自清者无鱼”，台北则是一池混水，很好摸鱼，混水摸鱼时不知道会摸到到什么，可能是鱼，可能是蛇，可能是其他东西，故而好玩。
龙应台说，台北，新加坡，香港和上海都有殖民历史，都面向海洋，又是移民城市，也经济相对发达。
台北的管理文化不比新加坡成熟，国际化方面不如新加坡和香港。许多人到台北时，会惊讶于它的老旧、杂乱和不整洁。
【为什么不好看？】
她说台北坐落在一个湖面上，香港挖两米便能碰到岩石，台北却要挖100米。她前两天参观了新加坡的克拉码头，而台北有河却没有河岸文化。
但这背后有原因，那是因为台湾东西两岸才100公里，最高的山却有4000米，河川是轰然而下，非常急，经常有水灾。台北人为了保命，建起了像柏林围墙那么高的墙，围住河岸。
台湾有海岸线，台湾人却没有沙滩文化，不到海边游泳，这种文化处境的荒谬，源自38年的戒严时期，那时候，提着枪的宪兵在海边防守，海岸线是危险的军事地带。
至于建筑的难看，那是因为台湾被日本统治50年，多数时候在对抗日本统治，有建设的时间才二三十年，国民党来了之后，一直把台湾当成反攻大陆的跳板，当然就不会做长期规范。一直到30年后，国民党才意识到“大概回不去了”。
| 龙应台说台北是华人世界里，中华文化保存得最完整的一个地方，并以台北的父母，星期天会送孩子去念四书五经为例，还指出台北一年出版4万种新书。 一名来自中国的年轻女学生，提问时不服气的说：“你提到台湾是中华文化保存得最好的地方，我觉得父母每星期带小孩去孔庙读四书五经，却不能让他们真正理解内容，这样的文化是很肤浅的营造出来的，而不是真正的文化。” “你谈到台北一年出版4万种新书，你去隔壁伊纪国屋看看，台湾出的很多书都是烂书，没有价值去读的，这样自由的出版，是不是在制造文化垃圾？文化垃圾的泛滥是很严重的，而且台湾的肥皂剧也是很让人受不了。” 小女孩还说：“你自己说小时候读论语时是不能理解其中内容，要等到几十年以后才理解其中内容，这又有什么必要呢？” 龙应台回应说：“别着急，你可以记住今天的谈话，然后20年后再回来看看，会很有意 思，好不好？刚才说中华文化在台北保存最完整，我是没有加入价值判断，因为你也可以说中华文化是最糟糕的，最封建的，最专制的，最保守的，那你保存最完 整，所有劣根都在里头，所有，我并没有加入价值判断。” |
【为什么好玩？】
尽管如此，龙应台认为台北是四个城市中最好玩的一个。她认为台北是中华文化保存得最完整的城市，比北京上海还完整。
她说，台北非常传统，不曾全盘“苏化”，也没有文革时的全盘割裂，更没有因殖民统治而欧化。
她当文化局长时跟着大家去祭孔，回去后翻《儒林外史》，发现80％的仪式和过去一样！
台北的父母星期天会带孩子去读《四书五经》，犹如古代私塾。她小时候也读过《论语》，念过《古诗十九首》，她认识的同龄北京朋友，却是在长大后才回过头读这些书，读后如醍醐灌顶。
另外，台湾的自由度很高，没有不可讲的话，不可写的文章。至于沙斯期间，台湾表现很烂，她不同意外界所说的——强势政府更能处理好危机，而认为台湾的乱七八糟，纯粹是因为管理文化不成熟。
龙应台还以台北的出版文化做为指标，指出台北一年出版4万种新书，而整个中国大陆，只出版8万种。
龙应台：今天这一课：品格
今天这一课：品格
● 龙应台（台北）
光荣的一日
今天，是一个光荣的日子。将来的历史会写到，在2006年6月27日这一天，台湾人行使罢免权，督促一个总统下台。
不论今天的罢免结果如何，台湾人民又在华文世界的民主进程和宪政史上，竖立了一个全新的里程碑。
表面上，台湾一片动荡；人们每天看见、听见，被铺天盖地包围的，是电子媒体的夸张和耸动、街头巷尾的挑衅和喧嚣、丑闻弊案的揭发或遮盖、领导人物的尊严扫地、意见菁英的各说各话。民主似乎堕落成只剩下政治操作的尔虞我诈；价值的混淆，是非的颠倒，社会互信的严重腐蚀，使人开始怀疑，这一切是否值得。
但是，你不能不看见，在这喧嚣混乱的同时，人民在集体补课，补修在威权时代里不准你修的公民课。
每一件贪腐弊案的揭露，都使政府的权力运作增加一分透明。每一篇对金融勾结的报道，都使人民对公共政策多一份警惕。每一次政治人物的演出，都使人民更熟悉他的伎俩，看穿他的破绽，认清他的品质。不要小看了台湾人民，台湾人民在弊案中累积他对权力本质的认识，在喧嚣中磨利他对政治人物的判断，在纷纭中加深他对公共政策的理解，在混淆中培养他对真伪价值的辨识。
他挣脱了权威的束缚，实践过选举，实验过公投，现在，他再跨出一步，敢于尝试罢免。罢免可以不成功，但是人民已经给政治人物一个清清楚楚的警告：我可以选你，就可以罢免你。
世界上没有人能否认：台湾有的，是整个华人世界里政治敏感度、成熟度、自主性最高的公民群体。
补课的代价可能很高，可是成熟的过程没有不痛苦的；今天，我以身为台湾公民为荣。
足球不只是足球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负担。昨天，收到一封电邮，作者是一个17岁的德国少年：
“麦茵河中央搭起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电视屏幕，两边都可以看到球赛现场转播。河两岸挤满了人，新闻说，起码有30万人聚到河边来，隔着中间的河水，两岸对看。
马路上、河岸边、广场上、酒馆里，挤满了人，各色人种……最奇怪的是，每个人都在微笑，都在拥抱，都在唱歌。我从来没见过德国人对彼此那么友善，对陌生人那么热情，我从来没见过德国人那么喜悦，那么开怀。
我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德国国旗同时出现——几千几万幅国旗在人们的手里挥舞飘动。我从来没见过德国人那么以自己的国家‘自豪’，其实，我从来没见过德国人以自己的国家‘自豪’过——这真是第一次。大家在挥舞国旗为德国队加油的时候，好像纳粹的阴影真的消失了，好像人们突然发现——我们是德国人，是一体的。
我这才发现，这次主办足球世界盃，对德国人的‘认同’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我很吃惊。”
这个17岁的德国青年以一种最天真的方式认识了政治领袖们非常明白的一种规则：成功地主办国际体育竞赛可以给国民带来自豪感以及向心力。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把盛会办得风光，人民会以他所属的国家为荣；国际竞技所带来的“同舟共济”和“同仇敌忾”的情感，又能加深人民的国家认同和社会凝聚。每一个有能力的国家都铆足了劲在竞争重大国际竞技或博览的主办权，除了经济考量之外，这“凝聚认同”、给国人光荣感的政治考量，是一个核心因素。
元首不只是经理
一个国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四个核心的责任：第一，不管国家处境多么艰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国家为荣，使国民有一种健康的自豪感。第二，不管在野势力如何强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认同感，对国家认同，对社会认同，尤其是对彼此认同。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国家的长远愿景。人民认同这个愿景，心甘情愿为这个愿景共同努力。第四，他不必是圣人，但他必须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对外代表全体人民，对内象征社会的价值共识。小学生在写“我的志愿” 时，还可能以他为人生立志的效法对象。
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带领台湾人进入21世纪的这位元首，是的，他近乎灾难性地不及格。
当他在空中做外交“迷航”的时候，当他让霸气的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羞辱他的时候，台湾人没有自豪感可言，只有沈默的屈辱。当他用充满暴力暗示和诱引冲突的语言对人民说，“我愿意牺牲，扣扳机吧”的时候，台湾的社会是被精心设计地撕开割裂，而不是和解和凝聚。当他对一件又一件的弊案无法澄清，前后矛盾，而同时又拒绝反省的时候，他不是一个道德典范，他是一个典范的颠覆与嘲弄。
至于可憧憬的愿景——谁说得出什么是台湾的愿景？这个社会，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人在谈愿景了。举国的力气，投掷在对一个人的争执上。一个应该是解决问题的枢纽，变成问题的来源。
我们赋予元首的任务，是让他以超出我们的道德力量去做教育孩子的人格典范。是让他以高于我们的眼光，为我们找到方向，指出梦想之所在。是让他以远比我们开阔的胸襟去把那撕裂的，缝合；使那怨恨的，回头；将那敌对的，和解；把那剑拔弩张的，春风化雨。
他回报我们的，却正好是一切的反面。
这个是非，在我眼中，是分明的。元首不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只需谈执行绩效和法律责任。对于元首，法律责任只是最低要求、最末端的一件事；他第一要担起的是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都不是依靠法律条文来规范的。
规范政治和道德责任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体文明和教养。
谁教过他“品格”？
当一个元首成为“千夫所指”时，一个深层问题必须追究的是，这样的元首和他的裙带集团，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他们的家庭和小学教育，有没有教过他们，一介不取是基本操行，诚实是第一原则？他们的中学教育，有没有教过他们，公和私的界线要严格分明，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元首的大学法律系教育，有没有教过他：最大的权力必须以最大的谦卑来承担？有没有教过他韩愈在1200年前说过的话：“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没有教过他萨穆尔·斯迈尔斯在130年前说过的话：“一个伟大的国家领袖在他身后留给国家的财富是，一个毫无瑕疵的生活楷模，是所有后人在形成自己品格时仿效的榜样”？
他所一路成长的社会环境——父母、长辈、老师、社区、媒体、整个教育系统，有没有给过他一种熏陶，一种教训，告诉他：没有品格，权力可能就是灾难？
培养了他的政党，在台湾民主进程上曾经做过伟大贡献的这个党，有没有认识到，人民当初是因为对这个政党的品格有所信任才将权力交给了它，而将来人民还迫切地需要它，重建清新的品格力量，去监督和对抗下一轮可能腐败的新的执政者？
今天拼命为他辩护的人，是为了什么而为他辩护？品格和道德, 在民主政治里, 究竟还算不算数? 今天反对他的人，又是为了什么而反对？是真正原则的坚持，还是党派权力的便宜计算？
如果我们的家庭、学校、社会、政党，从来就不曾把品格和教养看做教育的关键内容，如果我们的政府，从来就没把公民素养看做国家的教育大计，如果有了民主制度，但是制度里的人民本身是一个对于品格根本不在乎的群体，那么选出一个无能、无识又严重缺乏耻感的总统，我们为什么惊异呢？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是社会的整体文明与教养的产物。检讨他、批判他的同时，这个社会本身的公民教育和品格培养，恐怕更值得我们深深、深深地思索。
一点也不差
所以，罢免通过不通过，哪里是真正的意义所在呢？罢免的真正历史意义其实在于，透过罢免的提出，台湾人民用无比清晰的声音做出宣示：民主不是民粹，自由不是放任，容忍不是抛弃原则，人民长大，不代表不需要典范。透过罢免的提出，人民在考验自己对大是大非有多少坚持，对社会进步的力量有多少信心，对不该忍受的行为他如何决断，对值得奋斗的目标他如何执着。
一课一课地上，一关一关地过；一路走来，台湾人，你一点也不差。
·作者是作家、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香港大学兼任教授
● 龙应台（台北）
光荣的一日
今天，是一个光荣的日子。将来的历史会写到，在2006年6月27日这一天，台湾人行使罢免权，督促一个总统下台。
不论今天的罢免结果如何，台湾人民又在华文世界的民主进程和宪政史上，竖立了一个全新的里程碑。
表面上，台湾一片动荡；人们每天看见、听见，被铺天盖地包围的，是电子媒体的夸张和耸动、街头巷尾的挑衅和喧嚣、丑闻弊案的揭发或遮盖、领导人物的尊严扫地、意见菁英的各说各话。民主似乎堕落成只剩下政治操作的尔虞我诈；价值的混淆，是非的颠倒，社会互信的严重腐蚀，使人开始怀疑，这一切是否值得。
但是，你不能不看见，在这喧嚣混乱的同时，人民在集体补课，补修在威权时代里不准你修的公民课。
每一件贪腐弊案的揭露，都使政府的权力运作增加一分透明。每一篇对金融勾结的报道，都使人民对公共政策多一份警惕。每一次政治人物的演出，都使人民更熟悉他的伎俩，看穿他的破绽，认清他的品质。不要小看了台湾人民，台湾人民在弊案中累积他对权力本质的认识，在喧嚣中磨利他对政治人物的判断，在纷纭中加深他对公共政策的理解，在混淆中培养他对真伪价值的辨识。
他挣脱了权威的束缚，实践过选举，实验过公投，现在，他再跨出一步，敢于尝试罢免。罢免可以不成功，但是人民已经给政治人物一个清清楚楚的警告：我可以选你，就可以罢免你。
世界上没有人能否认：台湾有的，是整个华人世界里政治敏感度、成熟度、自主性最高的公民群体。
补课的代价可能很高，可是成熟的过程没有不痛苦的；今天，我以身为台湾公民为荣。
足球不只是足球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负担。昨天，收到一封电邮，作者是一个17岁的德国少年：
“麦茵河中央搭起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电视屏幕，两边都可以看到球赛现场转播。河两岸挤满了人，新闻说，起码有30万人聚到河边来，隔着中间的河水，两岸对看。
马路上、河岸边、广场上、酒馆里，挤满了人，各色人种……最奇怪的是，每个人都在微笑，都在拥抱，都在唱歌。我从来没见过德国人对彼此那么友善，对陌生人那么热情，我从来没见过德国人那么喜悦，那么开怀。
我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德国国旗同时出现——几千几万幅国旗在人们的手里挥舞飘动。我从来没见过德国人那么以自己的国家‘自豪’，其实，我从来没见过德国人以自己的国家‘自豪’过——这真是第一次。大家在挥舞国旗为德国队加油的时候，好像纳粹的阴影真的消失了，好像人们突然发现——我们是德国人，是一体的。
我这才发现，这次主办足球世界盃，对德国人的‘认同’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我很吃惊。”
这个17岁的德国青年以一种最天真的方式认识了政治领袖们非常明白的一种规则：成功地主办国际体育竞赛可以给国民带来自豪感以及向心力。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把盛会办得风光，人民会以他所属的国家为荣；国际竞技所带来的“同舟共济”和“同仇敌忾”的情感，又能加深人民的国家认同和社会凝聚。每一个有能力的国家都铆足了劲在竞争重大国际竞技或博览的主办权，除了经济考量之外，这“凝聚认同”、给国人光荣感的政治考量，是一个核心因素。
元首不只是经理
一个国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四个核心的责任：第一，不管国家处境多么艰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国家为荣，使国民有一种健康的自豪感。第二，不管在野势力如何强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认同感，对国家认同，对社会认同，尤其是对彼此认同。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国家的长远愿景。人民认同这个愿景，心甘情愿为这个愿景共同努力。第四，他不必是圣人，但他必须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对外代表全体人民，对内象征社会的价值共识。小学生在写“我的志愿” 时，还可能以他为人生立志的效法对象。
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带领台湾人进入21世纪的这位元首，是的，他近乎灾难性地不及格。
当他在空中做外交“迷航”的时候，当他让霸气的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羞辱他的时候，台湾人没有自豪感可言，只有沈默的屈辱。当他用充满暴力暗示和诱引冲突的语言对人民说，“我愿意牺牲，扣扳机吧”的时候，台湾的社会是被精心设计地撕开割裂，而不是和解和凝聚。当他对一件又一件的弊案无法澄清，前后矛盾，而同时又拒绝反省的时候，他不是一个道德典范，他是一个典范的颠覆与嘲弄。
至于可憧憬的愿景——谁说得出什么是台湾的愿景？这个社会，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人在谈愿景了。举国的力气，投掷在对一个人的争执上。一个应该是解决问题的枢纽，变成问题的来源。
我们赋予元首的任务，是让他以超出我们的道德力量去做教育孩子的人格典范。是让他以高于我们的眼光，为我们找到方向，指出梦想之所在。是让他以远比我们开阔的胸襟去把那撕裂的，缝合；使那怨恨的，回头；将那敌对的，和解；把那剑拔弩张的，春风化雨。
他回报我们的，却正好是一切的反面。
这个是非，在我眼中，是分明的。元首不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只需谈执行绩效和法律责任。对于元首，法律责任只是最低要求、最末端的一件事；他第一要担起的是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都不是依靠法律条文来规范的。
规范政治和道德责任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体文明和教养。
谁教过他“品格”？
当一个元首成为“千夫所指”时，一个深层问题必须追究的是，这样的元首和他的裙带集团，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他们的家庭和小学教育，有没有教过他们，一介不取是基本操行，诚实是第一原则？他们的中学教育，有没有教过他们，公和私的界线要严格分明，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元首的大学法律系教育，有没有教过他：最大的权力必须以最大的谦卑来承担？有没有教过他韩愈在1200年前说过的话：“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没有教过他萨穆尔·斯迈尔斯在130年前说过的话：“一个伟大的国家领袖在他身后留给国家的财富是，一个毫无瑕疵的生活楷模，是所有后人在形成自己品格时仿效的榜样”？
他所一路成长的社会环境——父母、长辈、老师、社区、媒体、整个教育系统，有没有给过他一种熏陶，一种教训，告诉他：没有品格，权力可能就是灾难？
培养了他的政党，在台湾民主进程上曾经做过伟大贡献的这个党，有没有认识到，人民当初是因为对这个政党的品格有所信任才将权力交给了它，而将来人民还迫切地需要它，重建清新的品格力量，去监督和对抗下一轮可能腐败的新的执政者？
今天拼命为他辩护的人，是为了什么而为他辩护？品格和道德, 在民主政治里, 究竟还算不算数? 今天反对他的人，又是为了什么而反对？是真正原则的坚持，还是党派权力的便宜计算？
如果我们的家庭、学校、社会、政党，从来就不曾把品格和教养看做教育的关键内容，如果我们的政府，从来就没把公民素养看做国家的教育大计，如果有了民主制度，但是制度里的人民本身是一个对于品格根本不在乎的群体，那么选出一个无能、无识又严重缺乏耻感的总统，我们为什么惊异呢？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是社会的整体文明与教养的产物。检讨他、批判他的同时，这个社会本身的公民教育和品格培养，恐怕更值得我们深深、深深地思索。
一点也不差
所以，罢免通过不通过，哪里是真正的意义所在呢？罢免的真正历史意义其实在于，透过罢免的提出，台湾人民用无比清晰的声音做出宣示：民主不是民粹，自由不是放任，容忍不是抛弃原则，人民长大，不代表不需要典范。透过罢免的提出，人民在考验自己对大是大非有多少坚持，对社会进步的力量有多少信心，对不该忍受的行为他如何决断，对值得奋斗的目标他如何执着。
一课一课地上，一关一关地过；一路走来，台湾人，你一点也不差。
·作者是作家、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香港大学兼任教授
龙应台：请问雅典在哪里？
龙应台：请问雅典在哪里 ─ 谈台湾的「国际化」危机
中国时报 2005. 03 . 16 文
☆雅典在非洲吗？
「天下」杂誌在二○○四年底做了一个「台湾人的国际观」调查，得到这样的结果：
约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联合国的会址在哪个城市。
约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每年诺贝尔奖在那个城市颁发。
约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世界最大的雨林在哪一洲。
约百分之六十七的人不知道新加坡的现任总理是谁。
约百分之六十的人说不出现任中国国家主席是谁。
约百分之六十的人不知道德国用的货币是欧元。
约百分之六十的人不知道刚刚办过奥运的雅典在哪一洲。
这样的数据会使人以为台湾人大多没出过国门，但那就错了，六成的台湾人有出国 经验，四成五的人还到过两个以上的国家。自认为懂两种以上外语的人将近四成。同 时，觉得「在全球化趋势下，瞭解国际情势和趋势」重要的，有百分之八十。为什么懂 外语、出过国、认为国际知识很重要的台湾人，对国际的知识却那么少？
☆「杂碎」的国际报导
随便哪一天，随便哪一个新闻频道，台湾人每天看见和听见的新闻基本上只有三种 ：琐碎的口沫横飞的政治新闻，刺激的姦杀掳掠的社会新闻，还有大量的低智商「杂碎」新闻──小孩吞了一打钉子、女人的腿被紧身牛仔裤磨伤、男人的生殖器憋歪了、黄牛会笑、猪会爬树、小偷偷了女人内裤摔了一跤……
如果瀏览一下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那一天台湾几个比较认真的电子报，寻找国际新闻，发现每一个报纸不超过十条。其中两三条是政治的即时性新闻，譬如欧美协议如何处理伊朗核武的威胁，剩下的，全是台湾国内新闻的翻版，也就是说，所谓「国际新闻」其实大半是国际的咸湿「社会新闻」：
美国强暴犯当庭枪杀法官。
麦可杰克森性侵儿童案继续。
性侵幼童德国神棍被捕。
十三岁男童强暴女老师。
纽约警察受雇作枪手杀人……
想要知道今天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只好花时间上外国媒体，譬如美国观点的「纽约时报」：英国的「非洲调查报告」出炉，要求每一个先进国家将外援大幅增加到国家预算的百分之零点七。英、法、西班牙都已做到，美国却落后很远。叙利亚自黎巴嫩撤军。玻利维亚总统梅萨得到国会支持，继续执政，但是政治情势极不稳定。美国法院判决，美国政府应对匈牙利犹太人赔偿二战间所掠夺的财產……
或者欧洲观点的「法兰克福匯报」：欧盟准备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因为中国纺织品严重威胁欧洲经济。华人在柏林游行，抗议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伊拉克的经济重建碰到很复杂的问题。马其顿大选被指控作票。法国哲学家谈车臣独立的坎坷以及俄罗斯的霸权…… 政治国际新闻之外，还有财经的和文化艺术的国际新闻，譬如专访联合国的经济学家，评介巴西的小说家、伊朗的电影导演、古巴的音乐。
三月十二日的日本「读卖新闻」网上有二十条国际新闻；新加坡「联合早报」网上有八条国际新闻，加上转载十五篇与国际有关的报导。
对比之下，台湾媒体全面地缺少国际面向：国际新闻的量非常少，而在极少量的国际新闻中，不是姦淫掳掠的耸动「杂碎」就是瞬间发生的事件。事件之前的歷史脉络和深层意义，事件之后的思潮形成和可能影响，事件与事件之间的抽丝剥茧等等，却毫无深掘，更无讨论。
☆知识空白区
从香港机场飞到桃园机场，感觉像从城里到了乡下。旅客少，显得机场空荡荡的。检查护照时，香港机场的「访港旅客」那一行永远大排长龙，持身份证的香港本地人却是寥寥可数。台北海关则刚好倒过来，都是相濡以沫的自己人，看不到几个外国人。两千三百万人口的台湾，在二○○四年来了一百零三万人次观光客。七百万人口的香港，观光客却超过两千一百万人次，是台湾的二十倍。观光產业佔全球生產总额的百分之十一，但是二○○三年台湾的观光收入只佔总收入的，对不起，百分之一点三。外国访客很少，因此人们直接在生活里接触或接待外国人的机会也就少了。观光客不熟悉台湾，国际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也罕来台湾。假设布莱尔或者席哈克会来，那么透过起鬨的媒体，人们也会对英国和法国多了点认识。假设曼德拉或者安南会来，那么小学生也可能知道了南非的一点歷史和联合国究竟放在哪一国。但是这些人都不可能来。
假设我们的元首副元首可以常常出访外国，那么随著他们的摄影队伍，人们或许对华沙或索非亚或莫斯科或奈若比也会增加一点活生生的印象、深刻一点的认识，但是，他们也不可能去。
假设台湾是许多国际公约的签订者，假设台湾民间团体是许多国际组织的成员──医学卫生的、文学艺术的、企业產业的、环保人权的、儿童福利的、妇女运动的……许多大大小小的国际组织年会此起彼落、经年不绝地在台北发生，那么我们处理文书的基层公务员、作义工接待的大学生、商店售货员、採访记者和社会各个阶层，也就会逐渐熟悉这些国际组织运作的方式和全球关注的议题。但是这些会议，也不会来。
正常的国家里一定会有的正常的国际交往，以及因为这些交往和交流而產生的知识积累，在台湾，有一片空白。台湾与二十五个国家有邦交──常常变动，所以下笔时说不定数据已经不正确。十二个国家在拉丁美洲，七个在非洲，五个在大洋洲，一个嵌在欧洲。二十五个国家中，只有八个国家面积超过十万平方公里。大多数的国家，被联合国列为最贫困国家。小而贫困，并不代表不值得我们认识，而且既是邦交国，我们被允许去深交，但是，这些国家：伯利兹、多明尼加、甘比亚、查得、马绍尔群岛、基里巴斯……多少人认识呢？
元首副元首倒是常常往那里去，而且每次去一定有大批媒体紧紧跟随，但是这些镜头对准的仍是熟悉的政治人物的嘴脸，而领导人即使到了人家的土地上，对著镜头谈的还是台湾国内的事。多少人听说过瓜地马拉市曾经是一个艺文薈萃、思潮发达的文化重镇？多少人知道中美洲这些穷国有著强大的艺术原创力，有著惊心动魄的大歷史？元首副元首和他们的庞大记者团、摄影队，对这些国家既没有认识，也没有兴趣。小而穷的邦交国，只是台湾玩弄内部游戏的政治道具。
台湾有多少大学生瞭解京都议定书是个什么来龙去脉？假定他听过这个词，他又是否知道为什么俄罗斯签，而美国不签，中国又签了没有？他是否说得出来「温室效应」究竟影响了什么？布希侵略伊拉克这个行为，包含了几个层次的意义？他是否能以全球贫富差距问题进行一场辩论？联合国的二○一五计画 ──走在街上的人们，有几成的人听说过？几成的人知道「撒哈拉沙漠以南」代表什么？
在无限聒噪的扣应媒体中，在老师讲课的教室里，在酒酣耳热的晚餐桌上，在文人聚会的咖啡馆里，在大学和中学的校园里、在青少年的网路聊天室里──温室效应、伊拉克战争、联合国扶贫计画、北刚果的种族屠杀、俄罗斯的民主困境、富国与贫国的剧烈矛盾、欧盟整合的障碍……这些议题在台湾的生活环境里，被提及、被讨论、被辩论的机率有多少？
☆二○○四年除夕夜
是的，我无法忘记二○○四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南亚海啸刚发生，死亡的人数每一天以万计增加。抱著婴尸哀慟的母亲、眼光茫然的稚龄孤儿、浮肿变形的尸体、惶惶然在尸堆中寻找亲人的家属……几十万人的顿时丧生，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这一年的除夕，虽然倒数、香檳、音乐和葡萄酒可能依旧，但是人们在点燃的烛光里有泪光，在庆祝的情绪理有沉静的收敛，在碰香檳的祝福里同时对倖存者致上关怀。全世界都在哀悼，因为那沙滩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同胞在内。深重的劫难和哀伤把地球变成一个紧密牵手、同舟共济的小村。除夕夜，我搭黄昏的班机从台北飞回香港。南亚海啸使香港人全城震动，老婆婆们都排
著队去捐款，人均捐款世界最高。为了悼念死难者，他们取消了所有原来预定的活动。
那晚的电视镜头怪异极了；当全世界都在为南亚数十万死者肃穆下来的时候，台湾却是一片无忧的欢腾。从高雄到台北，激昂的政治首长在炫亮的舞台上说话，兴奋的年轻人在拥挤的广场上歌唱，一片举国欢跃。
巨大的死难，撞击了全世界、撞击了整个人类社区，但是台湾儼然在这「全世界」，在这整个「人类社区」以外。我看著萤幕，看著高雄的灯火辉煌，看著台北的鼓乐沸腾，看著总统和市长们和市民们满足的、快乐的、幸福的表情，听著记者们夸张的、溢美的声调，心底一片冰凉。
不，我并不认为台湾人特别缺少同情心。
☆水未沸，青蛙在唱
二十世纪的中国内战，给中国大陆带来五十六年的政治专制，给台湾带来五十六年的文化锁国。国民党统治时期，海岸线和港口是管制区域，飞机场是军事重地，海外书刊大半是禁书，到一九八一年台湾人民才被允许出国观光，才第一次看见外国的城市，第一次接触外国的人。国民党政权的稳固，和任何专制政权一样，以培养人民对外界的无知为基础。
歷尽艰辛得到了民主，转换了政权，我们的天空打开了吗？反对阵营的头目们，毕竟也是在锁国文化中长大的孩子，夺到权力之后也只有能力提出另一种型态的锁国：「爱台湾」意识主导一切，「台湾优先」凌驾一切，狭义的「本土化」界定一切。人们再度站到台湾的海岸线上，背对大海，继续面对自己的内陆思索和争吵──即使你知道那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内陆在地球上是多么、多么的小。
国民党和民进党表面上是敌对的，但是在内视封闭的意识型态上其实又多么近似。然而真正使台湾人与国际严重脱节的，可能仍是中共对台湾的外交孤立和全面封锁。在这种滴水不漏的封锁之下，除了必须「往外衝刺」的企业之外，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基金会、社运团体、环保团体、各级学校、教育改革团体、政府技术官僚、媒体记者、研究机构、老师、作家、艺术家等等，都得不到一般国家，或者说，与台湾的高文化素质和高经济水准相当的国家或社会，应该有的多管道、多形式、多边的国际交流经验。
以香港为例。二○○五年底世贸组织要来香港开会，一个这样的会议给香港人带来什么？世贸会议在这里开，负责协调组织会议的政府官员，从首长到最底层的小公务员，在与各国政府和代表不断的来往沟通中，认识了国际的议题，更学到国际应对的技巧。衝著世贸会议，全世界反全球化的组织也动员要来香港抗议，由香港的民间团体负责统合。於是香港的民间团体从统合的运作中又学到了全球性的组织操作，而且在一瞬间就与全世界的反对组织接轨。至於普通市民，由於新闻的炒作，那平常不关心的人对世贸议题会得到多一点认识，平常关心的人更有机会取得第一手的讯息。
一次重大的国际会议就像一颗石头拋进池塘里，涟漪一圈一圈扩散，整个池子受「波及」，而所谓「国际观」，就是在这种不断的涟漪「波及」中逐渐累积见识，逐渐开阔眼界，而且深刻觉得自己是国际动脉的一份子。
几十年没有这样的国际会议，几十年没有这样的国际参与和对话，几十年没有这种国际议题的撞击，几十年没有这种国际思潮和辩论的陶冶，也就是说，几十年被排除在国际社区的外面，你能怪台湾人与世界不同调，你能怪台湾人缺乏国际观吗？
我的心情毋寧是沉痛的。像一只青蛙置於釜中，柴火慢慢加热，青蛙有好长时间是感觉不到的。从国民党的锁国教育，到民进党的内视心态，从被排除於联合国的网络之外，到长期受中共的国际封锁而被逼迫到「人类社区」的圈外，二十一世纪的台湾，就长成这样一个社会：政治领袖没有国际格局，专业菁英缺少国际舞台，民间社团无法与国际合作、向国际学习，人民对国际社区彻底陌生。於是我们看见这样一个奇怪的台湾：从上到下敲锣打鼓到处叫喊世界对台湾不公，但是台湾人对世界却一片疏离。非洲苏丹的种族大屠杀、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飢饉、印尼森林面积的消失、原生物种的绝灭……台湾人一般都觉得事不关己。
世界把台湾排除在外数十年，后果好像是，台湾也就慢慢转过身去，把世界排除在外。除夕夜的狂欢，不是台湾人冷漠，而是，在长期的隔离下，台湾人被迫逐渐失去了自己是国际社区一份子的意识了。我认为这是中共政权对台湾人最大的迫害，最严重的伤害。我渴望从肺腑里叫喊：中共，你不可以这样做！但是中共的封锁是一种残酷的政治现实，而台湾的领导人物在笼里看似横衝直撞，十足地蛮勇，动机却仍是在利用这牢笼处境争夺权力。长期的笼子对国民心态的窄化矮化、对文化创造力的「盆栽效应」、对国家整体发展的严重窒碍，领袖们似乎完全麻木，甚至在夺权的游戏中，更有意加剧人民心态的内向封闭。
一种中共发起、世界配合的「隔离」政策，持续加温中，煮著锅里还在唱歌的青蛙。
中国时报 2005. 03 . 16 文
☆雅典在非洲吗？
「天下」杂誌在二○○四年底做了一个「台湾人的国际观」调查，得到这样的结果：
约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联合国的会址在哪个城市。
约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每年诺贝尔奖在那个城市颁发。
约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世界最大的雨林在哪一洲。
约百分之六十七的人不知道新加坡的现任总理是谁。
约百分之六十的人说不出现任中国国家主席是谁。
约百分之六十的人不知道德国用的货币是欧元。
约百分之六十的人不知道刚刚办过奥运的雅典在哪一洲。
这样的数据会使人以为台湾人大多没出过国门，但那就错了，六成的台湾人有出国 经验，四成五的人还到过两个以上的国家。自认为懂两种以上外语的人将近四成。同 时，觉得「在全球化趋势下，瞭解国际情势和趋势」重要的，有百分之八十。为什么懂 外语、出过国、认为国际知识很重要的台湾人，对国际的知识却那么少？
☆「杂碎」的国际报导
随便哪一天，随便哪一个新闻频道，台湾人每天看见和听见的新闻基本上只有三种 ：琐碎的口沫横飞的政治新闻，刺激的姦杀掳掠的社会新闻，还有大量的低智商「杂碎」新闻──小孩吞了一打钉子、女人的腿被紧身牛仔裤磨伤、男人的生殖器憋歪了、黄牛会笑、猪会爬树、小偷偷了女人内裤摔了一跤……
如果瀏览一下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那一天台湾几个比较认真的电子报，寻找国际新闻，发现每一个报纸不超过十条。其中两三条是政治的即时性新闻，譬如欧美协议如何处理伊朗核武的威胁，剩下的，全是台湾国内新闻的翻版，也就是说，所谓「国际新闻」其实大半是国际的咸湿「社会新闻」：
美国强暴犯当庭枪杀法官。
麦可杰克森性侵儿童案继续。
性侵幼童德国神棍被捕。
十三岁男童强暴女老师。
纽约警察受雇作枪手杀人……
想要知道今天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只好花时间上外国媒体，譬如美国观点的「纽约时报」：英国的「非洲调查报告」出炉，要求每一个先进国家将外援大幅增加到国家预算的百分之零点七。英、法、西班牙都已做到，美国却落后很远。叙利亚自黎巴嫩撤军。玻利维亚总统梅萨得到国会支持，继续执政，但是政治情势极不稳定。美国法院判决，美国政府应对匈牙利犹太人赔偿二战间所掠夺的财產……
或者欧洲观点的「法兰克福匯报」：欧盟准备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因为中国纺织品严重威胁欧洲经济。华人在柏林游行，抗议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伊拉克的经济重建碰到很复杂的问题。马其顿大选被指控作票。法国哲学家谈车臣独立的坎坷以及俄罗斯的霸权…… 政治国际新闻之外，还有财经的和文化艺术的国际新闻，譬如专访联合国的经济学家，评介巴西的小说家、伊朗的电影导演、古巴的音乐。
三月十二日的日本「读卖新闻」网上有二十条国际新闻；新加坡「联合早报」网上有八条国际新闻，加上转载十五篇与国际有关的报导。
对比之下，台湾媒体全面地缺少国际面向：国际新闻的量非常少，而在极少量的国际新闻中，不是姦淫掳掠的耸动「杂碎」就是瞬间发生的事件。事件之前的歷史脉络和深层意义，事件之后的思潮形成和可能影响，事件与事件之间的抽丝剥茧等等，却毫无深掘，更无讨论。
☆知识空白区
从香港机场飞到桃园机场，感觉像从城里到了乡下。旅客少，显得机场空荡荡的。检查护照时，香港机场的「访港旅客」那一行永远大排长龙，持身份证的香港本地人却是寥寥可数。台北海关则刚好倒过来，都是相濡以沫的自己人，看不到几个外国人。两千三百万人口的台湾，在二○○四年来了一百零三万人次观光客。七百万人口的香港，观光客却超过两千一百万人次，是台湾的二十倍。观光產业佔全球生產总额的百分之十一，但是二○○三年台湾的观光收入只佔总收入的，对不起，百分之一点三。外国访客很少，因此人们直接在生活里接触或接待外国人的机会也就少了。观光客不熟悉台湾，国际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也罕来台湾。假设布莱尔或者席哈克会来，那么透过起鬨的媒体，人们也会对英国和法国多了点认识。假设曼德拉或者安南会来，那么小学生也可能知道了南非的一点歷史和联合国究竟放在哪一国。但是这些人都不可能来。
假设我们的元首副元首可以常常出访外国，那么随著他们的摄影队伍，人们或许对华沙或索非亚或莫斯科或奈若比也会增加一点活生生的印象、深刻一点的认识，但是，他们也不可能去。
假设台湾是许多国际公约的签订者，假设台湾民间团体是许多国际组织的成员──医学卫生的、文学艺术的、企业產业的、环保人权的、儿童福利的、妇女运动的……许多大大小小的国际组织年会此起彼落、经年不绝地在台北发生，那么我们处理文书的基层公务员、作义工接待的大学生、商店售货员、採访记者和社会各个阶层，也就会逐渐熟悉这些国际组织运作的方式和全球关注的议题。但是这些会议，也不会来。
正常的国家里一定会有的正常的国际交往，以及因为这些交往和交流而產生的知识积累，在台湾，有一片空白。台湾与二十五个国家有邦交──常常变动，所以下笔时说不定数据已经不正确。十二个国家在拉丁美洲，七个在非洲，五个在大洋洲，一个嵌在欧洲。二十五个国家中，只有八个国家面积超过十万平方公里。大多数的国家，被联合国列为最贫困国家。小而贫困，并不代表不值得我们认识，而且既是邦交国，我们被允许去深交，但是，这些国家：伯利兹、多明尼加、甘比亚、查得、马绍尔群岛、基里巴斯……多少人认识呢？
元首副元首倒是常常往那里去，而且每次去一定有大批媒体紧紧跟随，但是这些镜头对准的仍是熟悉的政治人物的嘴脸，而领导人即使到了人家的土地上，对著镜头谈的还是台湾国内的事。多少人听说过瓜地马拉市曾经是一个艺文薈萃、思潮发达的文化重镇？多少人知道中美洲这些穷国有著强大的艺术原创力，有著惊心动魄的大歷史？元首副元首和他们的庞大记者团、摄影队，对这些国家既没有认识，也没有兴趣。小而穷的邦交国，只是台湾玩弄内部游戏的政治道具。
台湾有多少大学生瞭解京都议定书是个什么来龙去脉？假定他听过这个词，他又是否知道为什么俄罗斯签，而美国不签，中国又签了没有？他是否说得出来「温室效应」究竟影响了什么？布希侵略伊拉克这个行为，包含了几个层次的意义？他是否能以全球贫富差距问题进行一场辩论？联合国的二○一五计画 ──走在街上的人们，有几成的人听说过？几成的人知道「撒哈拉沙漠以南」代表什么？
在无限聒噪的扣应媒体中，在老师讲课的教室里，在酒酣耳热的晚餐桌上，在文人聚会的咖啡馆里，在大学和中学的校园里、在青少年的网路聊天室里──温室效应、伊拉克战争、联合国扶贫计画、北刚果的种族屠杀、俄罗斯的民主困境、富国与贫国的剧烈矛盾、欧盟整合的障碍……这些议题在台湾的生活环境里，被提及、被讨论、被辩论的机率有多少？
☆二○○四年除夕夜
是的，我无法忘记二○○四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南亚海啸刚发生，死亡的人数每一天以万计增加。抱著婴尸哀慟的母亲、眼光茫然的稚龄孤儿、浮肿变形的尸体、惶惶然在尸堆中寻找亲人的家属……几十万人的顿时丧生，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这一年的除夕，虽然倒数、香檳、音乐和葡萄酒可能依旧，但是人们在点燃的烛光里有泪光，在庆祝的情绪理有沉静的收敛，在碰香檳的祝福里同时对倖存者致上关怀。全世界都在哀悼，因为那沙滩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同胞在内。深重的劫难和哀伤把地球变成一个紧密牵手、同舟共济的小村。除夕夜，我搭黄昏的班机从台北飞回香港。南亚海啸使香港人全城震动，老婆婆们都排
著队去捐款，人均捐款世界最高。为了悼念死难者，他们取消了所有原来预定的活动。
那晚的电视镜头怪异极了；当全世界都在为南亚数十万死者肃穆下来的时候，台湾却是一片无忧的欢腾。从高雄到台北，激昂的政治首长在炫亮的舞台上说话，兴奋的年轻人在拥挤的广场上歌唱，一片举国欢跃。
巨大的死难，撞击了全世界、撞击了整个人类社区，但是台湾儼然在这「全世界」，在这整个「人类社区」以外。我看著萤幕，看著高雄的灯火辉煌，看著台北的鼓乐沸腾，看著总统和市长们和市民们满足的、快乐的、幸福的表情，听著记者们夸张的、溢美的声调，心底一片冰凉。
不，我并不认为台湾人特别缺少同情心。
☆水未沸，青蛙在唱
二十世纪的中国内战，给中国大陆带来五十六年的政治专制，给台湾带来五十六年的文化锁国。国民党统治时期，海岸线和港口是管制区域，飞机场是军事重地，海外书刊大半是禁书，到一九八一年台湾人民才被允许出国观光，才第一次看见外国的城市，第一次接触外国的人。国民党政权的稳固，和任何专制政权一样，以培养人民对外界的无知为基础。
歷尽艰辛得到了民主，转换了政权，我们的天空打开了吗？反对阵营的头目们，毕竟也是在锁国文化中长大的孩子，夺到权力之后也只有能力提出另一种型态的锁国：「爱台湾」意识主导一切，「台湾优先」凌驾一切，狭义的「本土化」界定一切。人们再度站到台湾的海岸线上，背对大海，继续面对自己的内陆思索和争吵──即使你知道那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内陆在地球上是多么、多么的小。
国民党和民进党表面上是敌对的，但是在内视封闭的意识型态上其实又多么近似。然而真正使台湾人与国际严重脱节的，可能仍是中共对台湾的外交孤立和全面封锁。在这种滴水不漏的封锁之下，除了必须「往外衝刺」的企业之外，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基金会、社运团体、环保团体、各级学校、教育改革团体、政府技术官僚、媒体记者、研究机构、老师、作家、艺术家等等，都得不到一般国家，或者说，与台湾的高文化素质和高经济水准相当的国家或社会，应该有的多管道、多形式、多边的国际交流经验。
以香港为例。二○○五年底世贸组织要来香港开会，一个这样的会议给香港人带来什么？世贸会议在这里开，负责协调组织会议的政府官员，从首长到最底层的小公务员，在与各国政府和代表不断的来往沟通中，认识了国际的议题，更学到国际应对的技巧。衝著世贸会议，全世界反全球化的组织也动员要来香港抗议，由香港的民间团体负责统合。於是香港的民间团体从统合的运作中又学到了全球性的组织操作，而且在一瞬间就与全世界的反对组织接轨。至於普通市民，由於新闻的炒作，那平常不关心的人对世贸议题会得到多一点认识，平常关心的人更有机会取得第一手的讯息。
一次重大的国际会议就像一颗石头拋进池塘里，涟漪一圈一圈扩散，整个池子受「波及」，而所谓「国际观」，就是在这种不断的涟漪「波及」中逐渐累积见识，逐渐开阔眼界，而且深刻觉得自己是国际动脉的一份子。
几十年没有这样的国际会议，几十年没有这样的国际参与和对话，几十年没有这种国际议题的撞击，几十年没有这种国际思潮和辩论的陶冶，也就是说，几十年被排除在国际社区的外面，你能怪台湾人与世界不同调，你能怪台湾人缺乏国际观吗？
我的心情毋寧是沉痛的。像一只青蛙置於釜中，柴火慢慢加热，青蛙有好长时间是感觉不到的。从国民党的锁国教育，到民进党的内视心态，从被排除於联合国的网络之外，到长期受中共的国际封锁而被逼迫到「人类社区」的圈外，二十一世纪的台湾，就长成这样一个社会：政治领袖没有国际格局，专业菁英缺少国际舞台，民间社团无法与国际合作、向国际学习，人民对国际社区彻底陌生。於是我们看见这样一个奇怪的台湾：从上到下敲锣打鼓到处叫喊世界对台湾不公，但是台湾人对世界却一片疏离。非洲苏丹的种族大屠杀、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飢饉、印尼森林面积的消失、原生物种的绝灭……台湾人一般都觉得事不关己。
世界把台湾排除在外数十年，后果好像是，台湾也就慢慢转过身去，把世界排除在外。除夕夜的狂欢，不是台湾人冷漠，而是，在长期的隔离下，台湾人被迫逐渐失去了自己是国际社区一份子的意识了。我认为这是中共政权对台湾人最大的迫害，最严重的伤害。我渴望从肺腑里叫喊：中共，你不可以这样做！但是中共的封锁是一种残酷的政治现实，而台湾的领导人物在笼里看似横衝直撞，十足地蛮勇，动机却仍是在利用这牢笼处境争夺权力。长期的笼子对国民心态的窄化矮化、对文化创造力的「盆栽效应」、对国家整体发展的严重窒碍，领袖们似乎完全麻木，甚至在夺权的游戏中，更有意加剧人民心态的内向封闭。
一种中共发起、世界配合的「隔离」政策，持续加温中，煮著锅里还在唱歌的青蛙。
龙应台：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
――观连宋访大陆有感
《红灯记》在台北
2001年大陆的报纸出现这样一则新闻：
去瞧瞧《红灯记》里的共产党如何比钢铁还要硬！
几经波折，不具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终于跨越台海，2月8日在国父纪念馆舞台点燃红灯。这出称为“样板中的样板”的现代京剧，有让台湾戏迷仔细体会样板神髓的机会。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来台演出过程，不但通关审议一波三折，连剧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虑再三。中国京剧院原来已决定更改剧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字，当演员们都已经练好了新台词时，院长吴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数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还是决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地呈现样板戏《红灯记》的精髓。
在这样的报道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
台湾的政治愈来愈开放，但是开放到连宣传共产党“伟大”的革命样板戏都进来了，还真是令人惊诧；这是两岸关系史上一个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亲看一眼。
看戏之前，刚好遇见最高教育主管曾志朗。所有大陆团体来台演出，都得经过教育部长的批准。曾志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他们对台湾不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都改了，‘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产党嘛。什么时代了。”
当天晚上，我邀了三个八十岁的长辈一起去看戏：在大陆当过国民党宪兵连长的父亲，浙江淳安县绸缎庄出身的母亲，还有方伯伯，他在十七岁那年跟着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走出来，千山万水相随，做了一辈子“老总统”的贴身侍卫。
国父纪念馆有三千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订这个场地，因为不容易坐满。去之前，我还想，是不是经纪人不懂台湾政治现状？那是“去中国化”在台湾的政治角力中甚嚣尘上的时候。身为台北市文化决策者的我，如果致词时引用了司马迁或韩非子，会被批为“统派”，意思是对台湾“不忠诚”。为国学大师钱穆和林语堂修葺故居时，我被怒骂质问，“钱林两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在这样的气氛里，来这样一出样板戏？会有几个人来看？
红色的地毯，被水晶灯照亮了。人们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三千个位子，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
灯暗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正式演出。
没有手机响，也没人交头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静地看京剧演员如何在钢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现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如何用唱腔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和个人的牺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父亲特别入戏，悲惨时老泪纵横，不断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坏蛋鸠山被袭时，他忘情地拍手欢呼。方伯伯一脸凝重，神情黯然。母亲，不鼓掌，不喝彩，环抱双手在胸前，一脸怒容，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演出结束，掌声响起，很长的掌声，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群安静地纷纷散去。我们坐在第一排，看着人群从面前流过，七嘴八舌地评戏。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家大声说，“告诉你，李登辉就是鸠山！”旁边的人哄然大笑。大头老人家看起来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语：“他就是专门演毛泽东的名演员。”我赶快看他，果然，多年来在电视上演“万恶的共匪”，就是他，觉得面熟，原来长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轻人走过，谈论着“舞美设计”和“京剧动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国的《茶花女》或是英国的《李尔王》一样。
父亲好像得到了戏剧的升华，很高兴地说，“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日本才是敌人，这戏里的英雄好汉是共产党，他浑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母亲在一旁坐着，本来就冷淡，一听父亲的热烈“剧评”，真的生气了，冲着他说，“我不知道台湾政府是干什么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么意思。它歌颂的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家人你晓不晓得？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哥哥是被他们三反五反杀害的！”
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方伯伯看起来心事重重，在我坚持之下，才慢慢地说，“前尘往事，尽涌心头啊……1975年，老总统遗体的瞻仰仪式就在这个大厅举行的，二十六年来，我第一次再踏进这个大厅，却是看这《红灯记》……他的遗体，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的地方……”他说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红灯记》演出的同时，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来台北访问的时候。刚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国际的追逐战中，他重然诺地首先来了台北，因为我在他得奖的半年前就邀请了他来台北作驻市作家。
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我担心两种反应：一种是，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来拥抱他，爱他是“中国人”；第二种是，用政治的意识形态来排斥他，骂他是“中国人”。在这两种反应中，文学本身的价值都会被淹没不见。
其后所发生的，出乎我的预料：人们欢迎他，为他觉得荣耀，但是从北到南的讲座中，从“独派”到“统派”的媒体里，很少出现民族主义的激越语言，也很少剑拔弩张的政治解读。人们只是欢喜地聆听他的演讲，热烈地讨论他的作品，同时，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湾首发，引以为荣。
看《红灯记》的平静，接待高行健的自然，发生在同时，使我深深觉察到台湾的质变。
不，我们并不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肃杀。仓皇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统治者往往只能以强权治国。风吹草动，“匪谍”无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肃，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戒严”令在1950年颁布，当初决定跟着国民党撤退到海岛的许多知识精英，作梦也没料到，他们会在“戒严”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统治下期待回归祖国的台湾人，作梦也没想到，从殖民解脱之后得到的并不是自由和尊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高压统治。
好几代人，就在一种统治者所精密编织的价值结构里成长。相信“党”的正确，因此我们不习惯政治见解的分歧。相信国家的崇高，因此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国家”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认知。相信民族的神圣，因此我们不原谅任何对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纯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堕落。而共产党，就是这一切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反面；它是“邪恶”的、“恐怖”的、“腐败”的、“欺骗”的、“罪不可赦”的。
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是大叙述：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知识分子要以苍生祸福为念，匹夫要为国家兴亡负责，个人要为团体牺牲奋斗，现在要为未来委曲求全。
大叙述的真实涵意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相信“绝对”化，而价值观一旦“绝对”化，便不允许分歧和偏离。任何分歧和偏离，不仅只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确还可以被原谅、被怜悯、被改正，但是对于不道德，我们是愤怒的，义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弃，甚至赞成国家以暴力处置，还觉得自己纯洁正义或悲壮。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呐喊：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伟人铜像林立的国度里，试图推翻“大叙述”，建立“小叙述”：
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野火》书出，1985年的台湾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经过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个不小心打开闸门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倾泻直下，冲出高筑的大坝，奔向辽阔原野。滚滚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或者静水流深。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过努力过，游击队似的“党外”演变成正式的反对党，而反对党又惊天动地地蜕变为执政党；《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过努力过，从日据时代抵制殖民的赖和、杨逵，到后来拒绝屈服强权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映真。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台湾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体会：就为了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么“小”的目标，我们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张过度，可以平静地欣赏《红灯记》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六十年的时间学到了什么，我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叙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红灯记》，也有很多人基于政治的立场，是不愿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戏的人，有的只在乎戏剧的纯粹美学表现，有的人，譬如我父亲，被民族情感感动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六十年后都还淌着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着忠奸分明的意识，根本无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黑白颠倒。
每个人都有自己版本的小叙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游戏规则：他必须容忍别人的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
最高教育主管在公文上请演员保留原有的戏剧台词，然后签了字。
连战访问大陆，人们在桃园机场打了一架。之所以会闹出流血冲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找方式出名──政客们早就学到，制造冲突往往是出名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面，台湾人分歧的小叙述在这种关键时刻被凸显出来：民主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伤口和痛楚，还没有愈合；很多纠缠的道理，彼此还说不清楚。
对于有些人，历史的切身认知是，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文明些。日本总督再怎么霸道，毕竟还受母体社会日本的法治所规范，而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溃散到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低谷──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五四学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国人连坐下来绑紧自己草鞋的机会都还没有。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国人”，是一个颇为不堪的形象。由于历史的隔阂又对“祖国人”的不堪没有什么历史的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同情或包容。
紧接而来的高压统治，更令所有对“祖国”的期待破灭；1947年的“2·28”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释为单纯的“官逼民反”，处处发生，这些台湾人，从自己的幻灭和痛苦经验出发，却宁可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压迫。把国民党的问题解释为“中国人”的问题，再将中国人和共产党对等起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代表不文明，前现代，野蛮。
对于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万中国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铭心的集体国族记忆，仇深似海。中国再怎么落后都是自己的国家。国共两党再怎么敌对，都不能和中日间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爱中华传统和文化，写书法，读诗词，研究老庄哲学，但是拒绝与中国这个国家组织认同。
另一些人，讨厌中国这个国家组织，因此也想将中华文化一并摒除，拒绝说北京话，拒绝到大陆旅游。
有一些人，怀抱极强的民族认同，盼望中国强大，至于用什么方式强大，以什么代价来获得强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国”的想像里，台湾只是一个历史的小小脚注。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国家看做一个有任何意义的单位。所有关于国家或民族的说词，都是统治者拿来愚民的神话。他惟一在乎的是，哪一种国家组织──殖民也好，托管也好，占领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给他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国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长长的光谱，从“深绿”变“浅绿”，从“浅绿”逐渐转“浅蓝”，再化为“深蓝”。“深绿”是那坚持台湾独立大叙述的人，“深蓝”是那拥抱中国统一大叙述的人，在今天的台湾，都是少数；占大多数的，却是中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颜色来定义，不信任任何“绝对化”的价值观的人。
这些台湾人，和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一样，渴望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家庭幸福，个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殖民和专制统治，所以他对于国家民族等等上纲上线的崇高大叙述往往抱持一种怀疑和窃笑，却极在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极在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的照顾，极在乎国家机器不侵犯他的隐私和人权。
这样的台湾人，每天的生活内涵是什么？
民主不过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谱上的哪一边，台湾人从头到尾就不曾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受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固然被历史归位为日本国民，1949年渡海到台湾的则是彻底的“民国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是：中华民国代表正统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历史“意外”。要到1991年李登辉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台湾算是正式承认了大陆政权是控制大陆的“政治实体”，也就是说，第一次试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做一个“平等”的存在。因为自觉是民国正统，所以台湾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要“脱离”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属于、从来就不曾效忠过那个政权。
以军事“大国”姿态来看，“蕞尔小岛”的台湾人这种认知或许是可以被讪笑的，但是若宣称希望了解台湾人，那么台湾人这种深层的历史情感和心理结构，恐怕是任何了解的基础第一课吧。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
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同时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不仅只是经济而已
这个时候，再回头去读连战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讲，两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异常分明。
连战是什么？他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国际法”和“政治学”的教授。宋楚瑜是什么？他有“国际关系”和“图书信息”的两个硕士学位，又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博士。两个人都有国学的基础，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民主实践，但是在台湾一贯重视教育的环境里，这样的学识精英不计其数，他们不算特殊。而在台湾翻天覆地、竞争激烈的民主实验里，连战被视为厚道有余，能力不足，几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则每况愈下，被描述为极为负面的弄权“大内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机器中，已经是一个无比复杂的计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利益结盟的输赢估算，选民的结构分析，新闻议题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与否以及透露的时机推敲，效果的评估以及损害的控制……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眼光，每一个出现或不出现，每一个“遗憾”或“抗议”，都经过沙盘推演。台湾的民主政治，在华人世界里，可以说已经玩得“炉火纯青”。或者说，玩得过头，技术操作喧宾夺主，深刻的内涵反而被颠覆，使得“大说谎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头。
这两个在台湾玩“输”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陆的政治环境中，品质反而折射出现。两个人都引经据典而不费力，都学通中西而不勉强。面对镜头，都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语言，如何传递一种诚恳的眼神和态度。
同时，两篇演讲都是细致深思的作品，懂台湾政坛险恶的人，更能体会这两篇文章之不易。
连战在北大，就从自由主义谈起。他谈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他谈台湾大学“争自由、为民主、保国家”的校风；他指涉杜威的实用主义，“以渐进、逐步的、改良的方式，来面对所有的社会的、国家的问题”；他提出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岔，又问，“我们要选择的到底是哪一条路？”
他介绍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可是不忘记说，台湾的成就来自于经济发展之后开展出来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陆的经济成果同时，他紧接着赞美大陆基层的民主选举制度，甚至于具体地提到中国宪法里头对于财产作为基本人权的事实。更明确地，他指出，“整个的政治改革……在大陆还有相当的空间来发展。”
宋楚瑜的演讲策略，在提出两件事：一是厘清“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一是，台湾最重要的成就不在于“富”，而在于“均富”。“蒋经国先生在执政台湾十六年当中，台湾每一个国民所得从482美金增长到5829美金，成长了11倍。但最高的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当中的差距维持在4～5倍以下的水准。”
连战会不知道大陆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吗？他会不清楚目前极其严重的拆迁和土地剥削问题吗？宋楚瑜会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后面所隐藏的巨大的贫富不均？
显然都明白，而且，都说出来了。这需要勇气，需要智能，也需要承担。连战选择谈自由主义，宋楚瑜选择谈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
如果只谈民族感情和国家富强这样的“大叙述”，而这两个核心“小叙述”不在连宋的演讲稿中，我会觉得，这两人愧对历史。
幸好，他们说了。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
龙应台 维基百科
龍應台（在1952年生於臺灣高雄縣大寮鄉）是臺灣著名文化人及公共知識份子，著有文筆犀利的《野火集》、《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等評論集，文化意識深邃的《百年思索》、《面對大海的時候》等著作，以及文字溫婉的《孩子你慢慢來》等散文。「龍應台」這個名字是台灣社會在民主化歷程中一個時代的代表性辭彙，對解嚴後的思想與文化改造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她的文字風格跨度極大，所著作的文學論述、散文、小說等作品，往往展現各種綽約的面貌。
簡介
龍應台祖籍湖南衡山，小時自高雄縣茄萣鄉成長。曾就讀臺南女中，1974年畢業於成功大學外文系，1983年獲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1991年至1999年間，她旅居德國，並於海德堡大學研究。1999年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2003年秋，龍應台出任香港城市大學的客座教授，2004年八月出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的客座教授。2005年9月，龍應台返回臺灣出任國立清華大學教授，並創立清華思想沙龍。
1984年11月20日龍應台的第一篇投書〈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刊登，犀利的筆觸與獨到的觀察，引起全國讀者的注意與回應。1985年3月「野火」成為固定專欄，一篇篇精彩的社會文化評論：〈生了梅毒的母親〉、〈幼稚園大學〉、〈不會鬧事的一代〉被廣為影印散發、張貼。1985年12月《野火集》集結出版，21天內重刷24版，創下出版界的紀錄。從此，龍應台成為華文世界家喻戶曉的文化人與公共知識份子，「野火」不但成為一個時代的代名詞，更是1980年代台灣共同記憶中，永遠不會被遺忘的印記。
1999年出版了《百年思索》之後，即應台北市長馬英九的 邀請，擔任台北市第一任文化局長。龍應台在擔任台北市文化局長期間，適逢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因此龍在政治上的舉措與發言，常遭到政治上立場相左的人士批 評。解嚴後的台灣社會，蹣跚學習民主歷程的政黨政治中，卻在政客有意操作下，社會被瀰漫的藍、綠色彩分隔成兩邊，在這種氛圍裡，龍應台因為在某些評論文章 中，批評政黨輪替後的執政當道，而被批評「政治立場保守」、「緬懷威權時代」。然而無論面對任何批評與攻訐，龍應台始終不改其志，堅持對民主價值的追求與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漸進改良主義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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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
龍應台的文章向來備受爭議，蔡詩萍認為“龍應台的文章，好看則好看矣，她的風險亦在‘文勝於質’，過於簡化自己得到的資訊，亦過於簡化自己的推論、詮釋。”李敖認為“龍應台不論！實際上是用銀紙，漂亮的銀紙，包著個臭皮蛋。她是文章寫得非常好的一個人，但裡面的理論極為單薄，她關注的事情，都是雞毛蒜皮的，大的問題她不敢談，大的攻擊點她也不敢打，我認為她不足論。她是關心小市民的，但是關心得不夠細膩。”
2004年，大陸作家余杰曾 質問龍應台為何批港台不批中共？龍應台回應說“我生长在台湾，对台湾的情况很熟悉，所以我能够用最尖锐的语言来批评台湾。但是，我没有在大陆生活过，对大 陆不熟悉，所以我无法更多地批评大陆，我不能在评论我不熟悉的地方的时候把话说得太满。”。事實上，記者李勇說：“……龍應台與台灣李敖等大多數文人一 樣，對中共政權不敢非議，更不敢批評。畢竟共產黨不是國民黨，也不是民進黨。這一點，龍應台們是十分清楚的。這次中共查封冰點，並非是對龍應台們有意見， 而是因為廣州中山大學袁伟时教授發表了一篇‘婉轉’批評中共歪曲事實的文章，使「黨和人民」不快……”（〈龍應台的膽量〉）
台灣《蘋果日報》總主筆卜大中在〈我對中國知識分子有一點失望〉一文中指出：「《中國時報》刊出龍應台文章，大意是說，經過的觀察，她發現中國人其實不需要民主，民主對中國人沒什麼好處，只會帶來混亂跟經濟挫敗……台灣一些所謂大師批評台灣的時候，通通都是民主派、自由主義者，他們講到中國，卻突然變成民族主義者……他們有好幾把尺，好幾個標準，所以當中國主義強大起來，他們就背棄台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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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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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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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部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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