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誰還需要另一本美國故事

(2010-05-06 16:10:14)

每當中國人寫書談論美國，他們多半要講的其實是中國；每當中國人讀一本關於美國的書，最後他們讀到的幾乎也還是中國。我想，最近在大陸很受注目的劉瑜的《民主的細節》也不例外，否則我們該如何解釋它意外的暢銷呢？說它意外，並不是因為劉瑜寫得不好；恰恰相反，劉瑜一手寫文藝，一手談政治，老早就是在全中國享負盛名的一流專欄作家了。真要說意外的話，倒是她身具專業政治學者的資格，躋身英美一流名校，沒想到筆下文字竟是如此流麗，如此通暢，人人讀得懂，而且人人都讀得過癮。

2010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也是中國知識界和美國民主愛恨糾纏的一百年。在這一百年裏，美國一直是中國的某種鏡像，我們用它激勵自己，用它批判自己，也用它肯定自己。有時候它是個值得效法的前輩，有時候它是務必拒之在外的邪魔。總之它從來就不能只是一個自在自為的美國，它永遠都是中國的美國。

比如說，我們都知道美國的國父是華盛頓，但美國人對這個說法反而會覺得很奇怪，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一個國父”的概念。在他們的心目中，美國有的是一群建國之父（founding fathers），而且這個群體還可大可小，有一定的伸縮空間，群體裏有時人多，有時人少。那為甚麼中國人總會把華盛頓想像成一個獨一無二的父親，就算知道不是他獨力產下了美利堅合眾國，也要把他認做父中之父，豪傑中的豪傑，美國革命中最不可置疑的領袖呢？某程度上，這是因為孫中山。某些人想要造神，把孫中山在國民革命裏的地位抬到一個至高無上的首腦地步，於是反向地以華盛頓為對照為襯托，連帶把他也捧成彼岸的國父了。這是因為國民革命的論述和宣傳總是離不開以美國為參照物，總是想在我們這裏找到可以配對足以比較的支點，於是美國的革命自此就有了一個中國版本，中國的革命也從此就有了一個美國革命的影子了。

不同時期的中國需要不同版本的美國。國民革命的美國是中國的老大哥，冷戰時代的中國則一度認蘇聯為老大，所以就得跟隨隊伍把美國當成亡我之心不死的意識型態對手了。雖然中美早在蘇聯解體之前就已交好，可是我們的冷戰時代卻遠遠仍未過去，而且還呈現出一種曖昧難明的狀態，似戰非戰，似和未和，於是美國是友是敵也就仍然說不準了。特別是中國知識界的內部二元裂變，導致了兩個美國共存的詭異狀態。其中一方把美國等同于民主、自由及人權等先進的普世價值，它無有不好，大小事例皆可對比出中國的不足與缺陷；另一方則以為美國是虛偽的帝國主義者，急於輸出所謂的普世價值觀，其實只是想用自己那一套西方文化秩序宰製全球，尤其是要遏止中國的興起。

正是在這一點上，劉瑜的美國書寫顯示出了它的價值，且看她在《咱們美國工人有力量》這一章裏析述2005年紐約地鐵工人罷工事件的方式。那件事可說是當年美國的大新聞，數百萬紐約客要冒著嚴寒在12月的冷風中徒步上班，個個苦不堪言。它起因于交通工人工會底下的“地方100”工會與紐約交通局發生了合同爭議，一開始大家還不太有所謂，可是到了後來，從市長、媒體到一般市民，人人都把矛頭指向了騎劫公眾利益的工人身上。最後雙方只好回到談判桌前，各自讓步，達成妥協方案了事。劉瑜分析此事不是簡單地把美國工人階級的際遇描述得十分之慘，也不是單純地歌頌他們組織獨立工會的自由，而是著重這件事裏不同部門不同持份者的角色互動。

所以她說：“在這整個‘戲劇’中，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沒有任何人能夠對小人物的命運隨意地拍板釘釘。都市交通局不能隨意決定其員工的工資待遇，必須與工會定期協商，決定合同內容；市長不能隨意下令逮捕誰，只能督促法院採取行動；聯邦政府不能干預州內事務，只能象徵性地表示關注；甚至‘地方100’工會本身也不能決定合同的有效性，他們只是代表工人協商合同，只有工人的投票才能決定合同的有效性”。

你看這一段話雖然短小，卻包括了多少宏大的課題呀，裏頭有勞動市場上的雇傭關係，有行政部門的許可權問題，有聯邦制底下中央與地方的角色問題，還有工人和工會代表間的權力來源問題。對某些讀者來說，這也許是陌生的話題，可是劉瑜總能把這類重大的抽象討論先分解再重組，藉著具體事例展示它們實際運作的過程。她這麼寫出來的美國不再是一堆懸空的靜態命題，而是一具精巧複雜的、不斷演變的動態機器。故此是書談的不只是美式民主的細節，更是美式民主的操作。如果說往日常見的美國書寫是一套又一套的大故事，則《民主的細節》提供的就是一幀幀顯微攝影機所拍出來的照片了。如此觀照，許多想當然爾的言談就能化解於具體事實的鋪陳了。例如“民主沒有效率”這句老生常談的判斷語，劉瑜不在理論上批駁它，反倒以一個美國小縣城的公眾聽證會說明公共決策程式的透明與參與的開放會帶來甚麼好處。相比之下，先砸100億再考慮項目劃不划算的效率究竟有多好，也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