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呐喊：悼念蔡定剑

生命的呐喊：悼念蔡定剑

　　　　　　　　　　　　　　　雷　颐

虽然与蔡定剑兄认识多年，但来往并不多。仅有的两三次见面，也还是在人数不少的讨论会上，彼此点头而已。不过，他的文章、著述，我大都认真阅读。他是国内一流的法学家，对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法治、宪政等，都有深刻的研究，与其他学者相比，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曾长期在全国人大工作，因此对中国的法津制定、有关程序、实施效果等有更多的实际经验，而不是像许多学者那样，完全“从书本到书本”。因此，他的论述往往更切合实际，更有“问题意识”，更中肯綮。在 2010年元月的全国图书定货会上，我作为“专家”推荐的几本书中，就有他的《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版）。没想到，不久就听说他身染沉疴，近于不治。辗转打听到他的电话，去电问候。电话中传来疲弱的声音，他正在散步，说还在写文章，还要参加一些研讨会。后来，仍陆续读到他的文章和发言，我知道，这是他的生命的呐喊、最后的呐喊。我暗自祷盼出现奇迹，让他能写得更多、说得更多。然而，今晨收到短信，他已在今天（11月22 日）凌晨3时去世。《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可能是他最后的著作，因此，我以为此书写评作为对他的追思、怀念。

“民主”是产生于古希腊雅典的国家制度形态，在民主的制度发展中经历过“直接民主”、“代议民主”等阶段。历史证明，雅典“多数人统治”的直接民主很有可能造成“多数人的暴政”，因此发展出现代“代议制民主”以防此弊。代议制民主以平等、自由选举为基础，虽然以人民主权、多数人统治为基础，但同时又对多数人权力实行分权和制约，民主必须是权力分散和多元化的。所谓代议制民主，正如定剑所言，其实质是：“人民通过普遍选举产生属于人民主权的政府，政府实行分权统治、相互制衡，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多数人或任何个人专断的政体。”“把古希腊简单多数人的直接民主，转变成一套多数人选举、少数人统治、实行分权制衡的代议制民主。即使还有多数统治，也要保护少数，以法律约束多数的权力，多数人的意志，也不能侵犯个人的基本人权。”但20世纪30年代民主的危机、纳粹的暴政，使人们认识到代议制民主仍有不足，引起人们对代议制民主的深刻反思。“这些反思使人们对代议制民主有了新的认识，所导致的结果就是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和国际人权保障制度的建立，它们在制度上大大完善了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建立起了防止多数人暴政的制度措施。”现代民主理论认为，实现民主目标最基本的前提是以法治确保公民的个人自由，从而防止民主走向自己的反面：多数专政。

民主制度、民主理论是开放体系，并不讳言自身的不足、缺陷，从不认为自身是一种尽善尽美、不容质疑、不能批评的“绝对真理”，因此，民主理论和制度一直有许多新的重大发展。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从议会民主发展到公众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性民主等更为广泛的社会民主形式。“现行各国的民主已不仅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讨论和决策，还包括利益集团的影响和街头行动，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第四权力媒体无所不在的监督。”这些都已超出了选举议会式的民主模式，据此，定剑认为：“民主已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的形态，而且成了一种社会形态和广大公众的生活方式。”所以，当代民主制度和理论的发展已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直接民主”和“选举民主”的缺陷，当然，并非尽善尽美。

然而，我国一些反对民主制度、民主理论的学者却罔顾事实，即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已经不是反对者所简单化的“多数决定论”，也不是片面的“选举式民主”，他们或以“多数暴政”、“选举式民主”的缺陷来反对、否定民主，或以民主不要法治、不要自由来反对、否定民主。因此，他们“如果不是对民主的无知，就是对民主的有意歪曲。”

一些反对民主的学者把法治与民主人为地对立起来，强调“只要法治，不要民主”，甚至认为民主是对法治的破坏。对此，定剑作了非常深入的分析与批评。他认为，法治的两要素一是普遍服从法律，二是法律本身应是“良法”。虽然专制统治者有时也能制定一两部“良法”，但专制政府的法律总体上是一家之私法，是“著之于官府，施之于百姓”的治民之法。虽然民主社会也会制定“恶法”，但从总体上说，民主政府比专制政府制定的恶法要少得多。他的分析还表明，现代法治更强调民主性。政治民主是法治的必要条件，法律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护，但是，有效的政府要受立法权、也就是民主权力的制约。当然，有民主不一定有法治，但没有基本民主，就不可能有法治。他认为，现代法治更依赖于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法治，这是“法治”与“法制”的根本区别。他的分析说明，中国反民主的 “法治主义者”其实是以“法制”取代“法治”。“法制”是专制统治者的工具，而“法治”不仅政府统治的工具更是人民管理和控制政府的工具。没有民主，就做不到后面这一点。“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民主制度产生以后才有的，在民主制度产生以前只有法制，没有法治。”

任何社会都有矛盾，都有程度不等的公民不满、公民抱怨，这些矛盾往往是平时的“日常生活”中积累而成，当这些不满和抱怨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在议会中、甚至以较为激烈的形式，如街头政治的形式表现出来。化解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在议会民主制国家，这些矛盾相当程度是通过向议员投诉解决。新加坡的国会议员正常情况下每周必须有一个晚上接待选民，这个晚上通常要接待四五十个选民的投诉。美国国会议员有两个办公室，一个是起草法律议案的，另外一个办公室在他的家乡，负责接待选民。他也是每周必须回去一次，到选区处理有关信件和投诉。他们处理的，都是大都是百姓生活中的小事。在这种制度下，社会矛盾要靠议会民主制消除，公民的投诉的问题要靠议员来解决。定剑认为：“我们的人大和人大代表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所以，老百姓的小事变成了大事，而且当地解决不了就都跑到北京来，上访的群众经常集聚一大群。”当前社会出现众多矛盾、纠纷，根本上要靠民主和民意来解决，他尤其强调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如何解决、至少是减少矛盾、减弱矛盾的强调，他建议要充分发挥各级人大、各级人大代表的作用，因为中国有2800多万各级人大代表，如果这2800万全国人大代表都能发挥作用，接待访民、解决问题，就不会有那样多的老百姓到北京“上访”。但这是一个制度性问题，“就是建立代表与选民的责任制度，就是应该让人大发挥作用，就是要让人大代表有力、有动力帮助选民解决问题，那就有社会的安定和稳定”。定剑的设想和建议确是“维稳”的根本之途，否则只能是“刚性维稳”、“硬性维稳”，甚至一些地方政府要在北京雇佣“黑保安公司”拦截、关押访民，以违法手段“维稳”，最后的结果是更加不稳。

不短的全国人大工作经验使定剑认识到，现在人大制度面临这样的局面：人们对它的要求和希望很高，但它却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有一些活跃代表会提一些议案，反映百姓要求，但效果并不明显。所以：“这个制度是需要改革的，所有的问题根本在于没有建立代表对人民的责任制。”他进一步问道：为什么一些西方议员那么负责？不辞辛苦接待选民、帮选民解决问题？并非因为他们是慈善家，而是因为他们是和一种政治利益结合在一起的，这个政治利益就是选民的选票。“要想当国会议员就要争取选票，他们想争取选票就要帮助老百姓解决些问题，不然的话老百姓就不投他们的票。很简单，不管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但是这个制度的安排使这此不管是野心家还是什么人必须顺着民意来，他们必须争取选票，得不到这个选票他们就选不上。”相反，“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没有真正实行公开竞争，代表还是组织安排的，他们只希望争取组织的信任，而不是选民的信任。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是老百姓选的代表，就必须考虑老百姓的利益，发言和表决，是不是反映了选民的意见，老百姓都知道。他们必须依着老百姓的意图来，这就靠选举制度起作用。”“所以人大制度不改革不行，人大制度改革，应先从选举改革开始。”

当然，人大制度的改革还涉及人大代表人数、会期长短、代表专职化、专家当代表、官员当代表的利弊等许多具体问题，对此，定剑在本书中都有具体论述。他认为，现在人大代表人数太多、会期太短，大大减弱人大能力。因为人数越多集中意见越困难，最后还是少数几个人作决定；人大是靠开会行使权力，会期太短必然严重影响人大权能。增强人大权能必须减少目前的人大代表人数，同时大大延长会期，而延长会期的一个必然要求就是代表专职化。另外，对专家型代表加入人大代表行列、官员当人大代表，他认为各有利弊，但决定是利是弊的关键还在于谁决定专家的人大代表身份、谁决定官员的人大代表身份。所以，关键还是在于“马克思认为民主选举的四个要素：普遍、平等、直接、秘密投票”。

实证研究，是本书的另一特色。定剑兼任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在他的主持下该中心在全国约20个地区发放了2500份问卷，对公民素质与民主选举作了问卷调查。问卷围绕选举设计了56个问题，得出了150多页的统计分析数据。

书中以图表形式罗列大量数据本文无法记述。这些数据表明，那些一向被认为是愚昧的、落后的、不懂得何谓民主的农民，对村委会的选举的热情远高于城市居民、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对人大代表的选举。他对各种数据的分析说明：“政治觉悟、教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民的选举意识和投票行为。但是，对公民的投票行为普遍、始终起决定作用的是利益关系。”任何一种选举与公民的个人利益有直接关系时，公民就会积极参与，反之，公民就表现冷淡、逃避。所以， “中国人的素质太低，搞不以民主”的理论根本站不住脚。实地调查的结论仍然是：“我们应该认真考虑选举制度的改革问题，把选举制度改革尽快提上议事日程。选举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让选举出的代表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让选举制度与选民的利益建立起真正的联系，让选举行为真正能表达人民的意志，让选举成为真实民主的，而不是虚假的、形式主义的政治宣传。”

　　这，是他发自生命深处的呐喊。定剑兄，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