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报二十六日刊登龙应台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
“胡锦涛”代表什么？
锦涛先生：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中勉励他的国青团青年学员时，说了这么一句玩笑的话：“希望将来国青团也能培养出一个胡锦涛。”
我相信这是他从政以来所说过的最不及格的笑话。
马英九先生很可能只单纯想到，“胡锦涛”是从共青团体制里脱颖而出的国家领导人，但是会说出这样的话，也透露了他显然不曾更深刻地细思过，共青团是个什么样的体制？这个领导人所领导的“国家”，是个以什么为本的国家？他的权力来源是什么？正当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纪初掌握中国政权的“胡锦涛”这三个字，代表了什么意义？
它当然代表了超高的经济成长指数，让世界惊诧，让国人自豪，可是同时，在政治自由的指标评比上，中国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说，这是以“西方右派”的标准来衡量的，不符合“中国国情”。好，让我们用一个社会主义的指标吧。追求资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贫，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贫富差异上，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迫近0.45，这已是社会大动乱的门槛指标。指标数字下，多少人物欲横流，多少人辗转沟壑。
也就是说，“胡锦涛”三个字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历史里，仍代表一种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专制集权；在追求平等的大趋势里，它严重的贫富不均。
在您刚刚上任时，人们曾经对年华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为，作为一个新世纪的人物，您的心灵和视野会比您的前辈们更深沈，更开阔。共产党权力革命的杀伐蛮横之气，终究要被人文的体贴细致和文化的润物无声所取代。但是，两年了，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呢？
被割断的喉咙
促使我动笔写这封信的，是今天发生的一件具体事件：共青团所属的北京“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今天黄昏时被勒令停刊。
在此之前，原来最敢于直言、最表达民间疾苦的“南方周末”被换下了主编而变成一份吞吞吐吐的报纸，原来勇于揭弊的“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被撤走论罪，清新而意图焕发的“新京报”突然被整肃，一个又一个有胆识、有作为的媒体被消音处理。这些，全在您任内发生。出身共青团的您，一定清楚“冰点”现在的位置：它是万马齐喑里唯一一匹还有微弱“嘶声”的活马。
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这仅有的喉咙，都被割断。在“冰点”编辑们正式得知这个“割喉”处分之前，所有跟“冰点”有关的字和词，已经从网路上彻底消灭。
在您的领导之下，网路警察的绝对效率，令人骇异。
选在今天执“刑”，谁都知道原因：春节前夕，人们都已离开工作岗位，准备回乡围炉。报纸开始扑天盖地报导娱乐，制造温馨；电视开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联欢，生产快乐。选在这一天割断中国仅有的喉咙，然后让普天同庆的欢声把它淌血的声音遮住。行刑者蹑手蹑脚走开，过完年，一切都已了无痕迹。网路警察的效率和现代传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现的二十一世纪统治技巧。
网路警察动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时间动手，是怕国际媒体知道。偷偷摸摸地执行，费尽心机地隐藏，泄漏的是政府的虚心和害怕。但是，请您告诉我这个困惑的台湾人民：这“和平崛起”大有为的政府，究竟为什么如此的虚心和害怕？
“冰点”的停刊，其实没有人真正的惊讶，人们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个宿命论者永远在等着鬼的半夜敲门索命；我发现，太多的灾难和压迫，使得大陆很少人相信好事会长久、梦想能成真、正义能落实。刊出龙应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时，网路上已经四处流传“冰点”被封杀的臆测；今天，只是“鬼”终于被等到了。而 “冰点”“勇敢”到什么程度使得共产党用这样阴暗的手段来对付它？
仇外的建国美学
今天封杀“冰点”的理由，是广州大学袁伟时先生谈历史和教科书的文章。因为它“和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的领导”。而“毁”掉了一份报纸的袁伟时先生的文章，究竟说了什么的话，招来这样的惩罚？
我认真读了这篇文章。袁伟时以具体的史实证据来说明目前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谬误百出不说，还有严重的非理性意识形态的宣扬。譬如义和团，教科书把义和团描写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对洋人的攻击，对于义和团的残酷、愚昧、反理性、反现代文明以及他给国家带来的伤害和耻辱，却只字不提。综合起来，教科书所教导下一代的，是“一、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二、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三、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对于这种历史观的教育，袁伟时非常忧虑：“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锦涛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产党是以美化秦始皇、盗跖、太平天国、义和团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奠定自己的权力美学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个政权都会设法去建构一个所谓建国神话和图腾──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进党的企图。但是，建构的国族神话里如果藏有仇外情绪，就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危险。在二十一世纪，国界几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来愈是一个紧密的村子，因为唇齿相依，不得不忧戚与共。中国为什么极力争取主办奥运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图以最大的动作向世界推销一个新的中国形象：你看，中国是一个充满发展能量、爱好世界和平、承担国际责任的泱泱大国！
如果对外面的世界推销的是这样一个形象，关起门来教下一代的，却是“中华文化至高论”、“外来文化邪恶论”以及义和团哲学，请告诉我，哪一个中国是真实的？总书记能够光明磊落大声地告诉国际社会吗？
袁伟时说，教科书不能罔顾史实，不能赞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国人对自己狂热，对外人仇视。这样的认知，锦涛先生，在我们这里，叫做“常识”。在北京，竟然是违反“主流意识形态”的入罪之论。那么能不能请您告诉我这个台湾人民，您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
哪一个是你真实的面孔？
我们暂且不管大陆的知识份子和一般人民读者怎么看这“冰点”事件，但是我很愿意和您分享像我这样一个台湾的知识份子的感受。至于龙应台这样思维的人在台湾有没有代表性，有没有影响力，您自己判断。
我对中国大陆有着深切厚重的情感，来自命运血缘，历史传统，更来自语言文化。在台湾生长，我同时发展出与这一条“家国认同”情感线平行并重的执著，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而从这种尊重和坚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价值：譬如主张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对贫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对国家暴力的绝不容忍，对统治者的绝不信任，譬如对知识的敬重，对庶民的体恤，对异议的宽容，对谎言的鄙视……
这一条我称之为“价值认同”的理性线。当“家国认同”的情感线和“价值认同”的理性线相互冲突时，我如何取舍？毫无犹豫，我选择后者。二十年前，我曾经写“野火”和国民党那个“家国”对抗；李登辉当政时，我曾经为文批判他的虚伪与狭隘；陈水扁不公不义，又迫使我执笔彻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闹不清我究竟是“统派”或是“独派”，不妨这样试试：台湾和大陆，哪边符合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的“家国”。哪边违背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离之弃之抵抗之的对象。如果两边都符合我的“价值认同”，那就开始讨论统一吧。所以，我是统派还是独派呢？
以这样的价值结构来看今天“冰点”事件，您说我这个台湾人看见什么？
我看见这个我怀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缘家国”，是一个践踏我所有“价值认同”的国度：
它，把真理当谎言，把谎言当真理，而且把这样的颠倒制度化。
它，把独立的知识份子当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识份子当家仆使用，把奴才当──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钥匙，交到奴才的手里。
它面对西方是一个脸孔，面对日本是另一个脸孔，面对台湾是一个脸孔，面对自己，又是一个脸孔。
它面对别人的历史持一个标准，它面对自己的历史时──错了，它根本不面对。它选择背对自己的历史。
它拥抱神话，创造假象，恐惧真相。他最怕的，显然是它自己。
……
您，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请说服我
我真正想说的是，锦涛先生，作为一个台湾人，我实在不在乎团团和圆圆来不来台北，虽然熊猫可爱得令人融化。但是我这样的台湾人可真在乎“冰点”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个被逮捕的记者的安危。如果中国的“价值认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钥匙的奴才在垄断它的解释和执行，而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击、戒律、监控的对象，请问，我们谈统一的起点理由究竟是什么呢？而我对中国的情感还是有条件的，台湾还有很多热爱、深爱、无条件地执著地爱中国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么东西去跟他谈统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骂呢？
重点不在团团和圆圆，您知道吗？重点也从来就不在民进党，您明白吗？
重点就在“冰点”这样具体而微的事情上，因为，说穿了，锦涛先生，您容不容许媒体独立，您尊不尊重知识份子，您用什么态度面对自己的历史，以什么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最细小的决定，都系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经历过野蛮，我们不得不在乎文明。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我愿意诚恳倾听。
Thursday, June 29, 2006
龙应台：谁，不是天安门母亲？——献给丁子霖
龙应台：谁，不是天安门母亲？──献给丁子霖
十五年前，我是一个怀孕的女人，在不可预知的机缘里，走了三个广场：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莫斯科的红广场。那是动荡的一九八九年。
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我来到北京。清晨时刻，雾，还锁着昏昏的建筑，覆着疲惫的人群，广场在朦胧中却显得深不可测，像秘密无声的山谷。
但是你知道山谷不是空的，一波一波的回声涌动，推着历史的隆重自转。一八九五年甲午战败后的呼喊，在一九一九年一战之后得到呼应；一九一九年的呼喊，「要民主，要科学，要国家富强」，在一九四九年得到庄严的呼应：「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对着一九四九年的庄严誓词，一九八九年发出呼喊──
没有人想到，回应誓词的是屠杀的枪声、坦克的震动，和长达十五年的灭音。
可是亚历山大广场上人潮汹涌，上百万的东德人每天上街，高举着拳头，要求开放边境，要求民主自由。突然之间天安门的枪响传来，德国人走在街上，脸上有血色的愤怒，但是心里有白色的恐惧：天安门的屠杀，是否也会在东柏林发生？
我到了柏林城外，想感觉一下乡村的情绪。中午的太阳辣辣地照着，小村广场上只有一只老狗趴着打盹，看起来安详静谧。但是在广场地面上，有人用粉笔画了什么，白白的一片。我走近去看，画的是一个中枪倒地的人形，四肢呈「大」字打开，中间用德文清楚写着：「天安门，六月四日」。
又过了几个月，我在莫斯科的街头。成千上万的人，孩子骑在父亲的肩上，母亲推着婴儿车，白发苍苍的老年人手挽着手，大声呼喊：「自由！自由！自由！」白色的布条横过整条马路，用各种文字写着：「我们不要天安门！」每一条横巷内都藏着军用卡车，卡车里塞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紧抱着枪，全神戒备。
我怀孕的那一年，柏林围墙被人民推倒；苏联帝国轰然解体。事后，我们知道，当呼啸的人民像洪水一样自街头流过，这些党的领导人躲在高楼的办公室里激烈地辩论是否也采用「天安门模式」来保住政权。但是天安门的屠杀太过残酷，给世界的震撼太过剧烈，被过于巨大的罪行所震慑，两个城市的领导人，在最紧迫的时刻，按住了枪口。
柏林围墙崩溃前夕，东德领导阶层乱了手脚，譬如说，对试图越墙逃跑的人民，是否还是一律「格杀」？一个高阶领导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分清是非的标准：天安门发生屠杀时，你是站在哪一边？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就是对的。这么一想，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北京的天安门，成为动荡中的东欧用来判别是非的准则、分辨真假的测谎器。
是的，你可以说，中国的血染大地成就了东欧不流血的革命。
2
十五年之后，在香港一个高贵的晚宴上，我遇见了这么一个姿态优雅的上海女性，从美国留学归来，在香港公司任经理，用英语说，「六四？不过是中国进步过程里打了一个饱嗝罢了！」
中国的「进步」，在她身上那么清楚地呈现：经济的起飞已经培养出一整代欣然自得于个人成就而对「六四」一无所知的人。或者并非一无所知，但在物质追逐的游戏中早已接受了一种逻辑，就是说，没有镇压，就没有今天的进步，镇压是进步的必然条件。对更年轻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杀则根本不存在。历史的杀人灭迹，由国家执行起来特别专业、特别有效。
中国在「进步」，像一个突然醒过来的巨人迈开大步在赶路，地面因他的脚步而震动。民间社会的自主空间逐渐拓宽，民权观念悄悄萌芽，经济的发展更是举世侧目。二○○八年的北京奥运、二○一○年的上海世博，还没有发生，但是仅仅是预期就已经使得许多中国人觉得光彩万分，心中满溢着强国盛世即将来临的自豪感。
然而有多少人看见，巨人是带着一个极深的伤口在赶路的？
「六四」的镇压，使得无数的中国精英流亡海外。诗人、作家、思想家、科学家、经济学者、未来的政治领袖人才……，这些中国最优秀的头脑、最细致的心灵，被迫留在异乡的土地上，幸运者成为别国的文化养分，不幸者提早凋零殒灭。
没有一个真正富强的国家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或者应该倒过来说，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国家，不可能真正富强。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断；「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产党的历史简直就像一只巨大的筛子，一次一次把国家最珍贵的宝藏筛掉。一路抛弃宝藏，巨人你奔往哪里？
或者说，「六四」被放逐的是少数，而且中国大，人才无数，反正筛掉了又有新的一代冒起。
再多的麦子若是掉在石砾里，也是要乾枯的，所以麦子多寡不是问题，土地的丰润与否才是。只有当国家以制度来保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时，人才才可能像麦子落土悠然茁长，然而只要镇压「六四」的道德逻辑还在──这个逻辑将对于党的忠诚凌驾一切，将粗暴的权力视为当然──那个制度就不存在，人才也无从焕发；集权的逻辑是一把锁，锁住整个社会结构，让自由的心灵、爆发的创造力、无边的想像力处于不能动弹的地位。
高楼越来越多，道路塞满了汽车，商场人头钻动，飞弹战机精良耀眼，奥运世博国威赫赫，这些或许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有两个问题不能回避：第一、它是以什么代价换来的？那个代价可以不偿还吗？第二、它是可长可久的吗？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障，就不会有真正对弱势的照顾、对异议的容忍、对强权的反省、对法治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对正义的当仁不让，也不可能在文化艺术的创作上登峰造极……，缺少公平正义、缺少温柔力量、缺少自由精神的国威赫赫，难道是中国人真正的追求吗？
「六四」屠杀，不是中国这个巨人打了一个饱嗝，而是巨人身上一个敞开溃烂的伤口。伤口一天不痊愈，巨人的健康就是虚假的，他所赶往的远大前程，不会真的远大。
3
十五年过去了，谁看得见这个伤口？
国际看得见。
一九九四年，我还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突然发现那一年的研究生数目骤减，几乎开不成课。我们很纳闷，几经推敲，找出了原因：九四年进研究所的，大致是一九八九、九○年间进大学的人。天安门发生屠杀后，那一年汉学系几乎收不到学生。对中国的失望和厌弃，使得欧洲学生拒绝汉学。
十五年来，欧洲人忘了「六四」吗？中国的市场，以及藉由市场所展现的国力「崛起」，赢得了国际的尊敬吗？中国的电视镜头跟着领导人出访，让人民看见，譬如说，法国总统铺排的红地毯礼遇，但是镜头删掉的，是法国文化界、知识界、民间团体对中国人权的抨击。各国政府纷纷来到中国竞争市场，但是尊敬？对不起，没有人会尊敬市场的；这个世界再怎么现实再怎么野蛮，最终赢得国际尊敬的，不是市场或武力，而仍是一个国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今天美国失去好大一部分世人的尊敬，不是由于它的国力减弱，而是由于虐囚事件暴露之后它所丧失的道德立场。中国要得到泱泱大国应得的尊敬，不在于市场之大，国土之广，人口之多，而在于它道德担当的有无。
「六四」使中国的道德破产。
没有忘记这个伤口的，还有台湾人，还有香港人。
中共的领导人一定问过自己：为什么用「血浓于水」的「民族大义」跟台湾人讲不通？为什么对香港释出了大量的利益，香港人仍旧若即若离？领导人愿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答案：台湾人抗拒，香港人挣扎，和「六四」的道德破产是紧密相关的。
对于香港人而言，今天可以释出的利益，是明天可以收回的威胁。二十三条带来恐慌，难道和「六四」的血腥记忆无关？对于台湾人而言，听一个对自己人民开枪的政权大谈「民族大义」、「血浓于水」，除了恐惧和不信任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的感觉吗？
「六四」屠杀代表权力的野蛮，理性的丧失，人性的沉沦，只要一天不平反，它就一天刻在北京政府的额头上。带着这样的「黥面」，你如何以文明的姿态去和台湾人或香港人谈「统一」、谈「爱国」？简单地说，你，如何让人相信？这个沉重包袱，对于力求改革的新领导人或许不公平，但是政治责任本来就是「概括承受」的，不是吗？
如果有人以为「六四」仅只是那一小撮流亡海外「不成气候」的民运分子的事，关系不大，那就真看错了。「六四」平反不平反是一个良心的测谎器、道德的试金石，更是两岸政治和解路上一块怵目的绊脚石。北京政府如何对待「六四」，意味着它是走向民主自由还是继续极权统治，也关键地影响台湾人对中国的态度。马英九在两年前纪念「六四」的文章中有一句话：「『六四事件』必须平反，这必将是大陆民主化与两岸政治统合成败的重要指标。」对于许多台湾人来说，两岸的对峙，民进党不是问题所在，台独不是问题所在，真正核心的症结──北京领导人不可能不清楚──是中国本身的民主化进程，而「六四」，是一个人们每天看着、无时暂忘的指标啊。
遮掩伤口所引起的最后的全身败坏，我们是目睹过的。二二八的流血事件被国民党遮盖了四十年。四十年中，家破人亡的痛苦无处申诉，流亡海外的委屈无法纾解，仇恨因为掩藏而更加深化；四十年后，国民党固然因而失去了政权，人民也被一种积累的苦大仇深所撕裂、所折磨。
「六四」敞开的伤口已经被掩盖了十五年；是抢时间尽快把盖子打开，让它在温柔中愈合？还是继续掩盖，让它在缄默中溃烂？
4
今天，二○○四年六月四日，晚上八点，我会去维多利亚花园点亮一盏蜡烛，追思「六四」的亡魂，带着我十五岁的孩子。在我胎中时，他曾经陪我走过三个广场，看人们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不同的语言──德语、俄语、汉语，却发出一样的声音：「民主自由！」而如果孩子说，「母亲，我有自由啊，『六四』和我没什么关系」，我想我会这样告诉他：
孩子，你是否想过，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为在你之前，有人抗议过、奋斗过、争取过、牺牲过。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不幸与你无关，那么有一天不幸发生在你身上时，也没有人会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承担的社会，否则，我们都会在危险中、恐惧中苟活。
对于那些死难的人，我们已经惭愧地苟活；对于那些在各个角落里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权力粗暴、创造心灵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觉得彻底地谦卑。
为了你，孩子，不会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踪，我不得不尽一切的努力，防止国家变成杀人机器，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告诉我，谁，不是「天安门母亲」？
十五年前，我是一个怀孕的女人，在不可预知的机缘里，走了三个广场：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莫斯科的红广场。那是动荡的一九八九年。
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我来到北京。清晨时刻，雾，还锁着昏昏的建筑，覆着疲惫的人群，广场在朦胧中却显得深不可测，像秘密无声的山谷。
但是你知道山谷不是空的，一波一波的回声涌动，推着历史的隆重自转。一八九五年甲午战败后的呼喊，在一九一九年一战之后得到呼应；一九一九年的呼喊，「要民主，要科学，要国家富强」，在一九四九年得到庄严的呼应：「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对着一九四九年的庄严誓词，一九八九年发出呼喊──
没有人想到，回应誓词的是屠杀的枪声、坦克的震动，和长达十五年的灭音。
可是亚历山大广场上人潮汹涌，上百万的东德人每天上街，高举着拳头，要求开放边境，要求民主自由。突然之间天安门的枪响传来，德国人走在街上，脸上有血色的愤怒，但是心里有白色的恐惧：天安门的屠杀，是否也会在东柏林发生？
我到了柏林城外，想感觉一下乡村的情绪。中午的太阳辣辣地照着，小村广场上只有一只老狗趴着打盹，看起来安详静谧。但是在广场地面上，有人用粉笔画了什么，白白的一片。我走近去看，画的是一个中枪倒地的人形，四肢呈「大」字打开，中间用德文清楚写着：「天安门，六月四日」。
又过了几个月，我在莫斯科的街头。成千上万的人，孩子骑在父亲的肩上，母亲推着婴儿车，白发苍苍的老年人手挽着手，大声呼喊：「自由！自由！自由！」白色的布条横过整条马路，用各种文字写着：「我们不要天安门！」每一条横巷内都藏着军用卡车，卡车里塞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紧抱着枪，全神戒备。
我怀孕的那一年，柏林围墙被人民推倒；苏联帝国轰然解体。事后，我们知道，当呼啸的人民像洪水一样自街头流过，这些党的领导人躲在高楼的办公室里激烈地辩论是否也采用「天安门模式」来保住政权。但是天安门的屠杀太过残酷，给世界的震撼太过剧烈，被过于巨大的罪行所震慑，两个城市的领导人，在最紧迫的时刻，按住了枪口。
柏林围墙崩溃前夕，东德领导阶层乱了手脚，譬如说，对试图越墙逃跑的人民，是否还是一律「格杀」？一个高阶领导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分清是非的标准：天安门发生屠杀时，你是站在哪一边？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就是对的。这么一想，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北京的天安门，成为动荡中的东欧用来判别是非的准则、分辨真假的测谎器。
是的，你可以说，中国的血染大地成就了东欧不流血的革命。
2
十五年之后，在香港一个高贵的晚宴上，我遇见了这么一个姿态优雅的上海女性，从美国留学归来，在香港公司任经理，用英语说，「六四？不过是中国进步过程里打了一个饱嗝罢了！」
中国的「进步」，在她身上那么清楚地呈现：经济的起飞已经培养出一整代欣然自得于个人成就而对「六四」一无所知的人。或者并非一无所知，但在物质追逐的游戏中早已接受了一种逻辑，就是说，没有镇压，就没有今天的进步，镇压是进步的必然条件。对更年轻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杀则根本不存在。历史的杀人灭迹，由国家执行起来特别专业、特别有效。
中国在「进步」，像一个突然醒过来的巨人迈开大步在赶路，地面因他的脚步而震动。民间社会的自主空间逐渐拓宽，民权观念悄悄萌芽，经济的发展更是举世侧目。二○○八年的北京奥运、二○一○年的上海世博，还没有发生，但是仅仅是预期就已经使得许多中国人觉得光彩万分，心中满溢着强国盛世即将来临的自豪感。
然而有多少人看见，巨人是带着一个极深的伤口在赶路的？
「六四」的镇压，使得无数的中国精英流亡海外。诗人、作家、思想家、科学家、经济学者、未来的政治领袖人才……，这些中国最优秀的头脑、最细致的心灵，被迫留在异乡的土地上，幸运者成为别国的文化养分，不幸者提早凋零殒灭。
没有一个真正富强的国家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或者应该倒过来说，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国家，不可能真正富强。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断；「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产党的历史简直就像一只巨大的筛子，一次一次把国家最珍贵的宝藏筛掉。一路抛弃宝藏，巨人你奔往哪里？
或者说，「六四」被放逐的是少数，而且中国大，人才无数，反正筛掉了又有新的一代冒起。
再多的麦子若是掉在石砾里，也是要乾枯的，所以麦子多寡不是问题，土地的丰润与否才是。只有当国家以制度来保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时，人才才可能像麦子落土悠然茁长，然而只要镇压「六四」的道德逻辑还在──这个逻辑将对于党的忠诚凌驾一切，将粗暴的权力视为当然──那个制度就不存在，人才也无从焕发；集权的逻辑是一把锁，锁住整个社会结构，让自由的心灵、爆发的创造力、无边的想像力处于不能动弹的地位。
高楼越来越多，道路塞满了汽车，商场人头钻动，飞弹战机精良耀眼，奥运世博国威赫赫，这些或许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有两个问题不能回避：第一、它是以什么代价换来的？那个代价可以不偿还吗？第二、它是可长可久的吗？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障，就不会有真正对弱势的照顾、对异议的容忍、对强权的反省、对法治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对正义的当仁不让，也不可能在文化艺术的创作上登峰造极……，缺少公平正义、缺少温柔力量、缺少自由精神的国威赫赫，难道是中国人真正的追求吗？
「六四」屠杀，不是中国这个巨人打了一个饱嗝，而是巨人身上一个敞开溃烂的伤口。伤口一天不痊愈，巨人的健康就是虚假的，他所赶往的远大前程，不会真的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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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过去了，谁看得见这个伤口？
国际看得见。
一九九四年，我还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突然发现那一年的研究生数目骤减，几乎开不成课。我们很纳闷，几经推敲，找出了原因：九四年进研究所的，大致是一九八九、九○年间进大学的人。天安门发生屠杀后，那一年汉学系几乎收不到学生。对中国的失望和厌弃，使得欧洲学生拒绝汉学。
十五年来，欧洲人忘了「六四」吗？中国的市场，以及藉由市场所展现的国力「崛起」，赢得了国际的尊敬吗？中国的电视镜头跟着领导人出访，让人民看见，譬如说，法国总统铺排的红地毯礼遇，但是镜头删掉的，是法国文化界、知识界、民间团体对中国人权的抨击。各国政府纷纷来到中国竞争市场，但是尊敬？对不起，没有人会尊敬市场的；这个世界再怎么现实再怎么野蛮，最终赢得国际尊敬的，不是市场或武力，而仍是一个国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今天美国失去好大一部分世人的尊敬，不是由于它的国力减弱，而是由于虐囚事件暴露之后它所丧失的道德立场。中国要得到泱泱大国应得的尊敬，不在于市场之大，国土之广，人口之多，而在于它道德担当的有无。
「六四」使中国的道德破产。
没有忘记这个伤口的，还有台湾人，还有香港人。
中共的领导人一定问过自己：为什么用「血浓于水」的「民族大义」跟台湾人讲不通？为什么对香港释出了大量的利益，香港人仍旧若即若离？领导人愿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答案：台湾人抗拒，香港人挣扎，和「六四」的道德破产是紧密相关的。
对于香港人而言，今天可以释出的利益，是明天可以收回的威胁。二十三条带来恐慌，难道和「六四」的血腥记忆无关？对于台湾人而言，听一个对自己人民开枪的政权大谈「民族大义」、「血浓于水」，除了恐惧和不信任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的感觉吗？
「六四」屠杀代表权力的野蛮，理性的丧失，人性的沉沦，只要一天不平反，它就一天刻在北京政府的额头上。带着这样的「黥面」，你如何以文明的姿态去和台湾人或香港人谈「统一」、谈「爱国」？简单地说，你，如何让人相信？这个沉重包袱，对于力求改革的新领导人或许不公平，但是政治责任本来就是「概括承受」的，不是吗？
如果有人以为「六四」仅只是那一小撮流亡海外「不成气候」的民运分子的事，关系不大，那就真看错了。「六四」平反不平反是一个良心的测谎器、道德的试金石，更是两岸政治和解路上一块怵目的绊脚石。北京政府如何对待「六四」，意味着它是走向民主自由还是继续极权统治，也关键地影响台湾人对中国的态度。马英九在两年前纪念「六四」的文章中有一句话：「『六四事件』必须平反，这必将是大陆民主化与两岸政治统合成败的重要指标。」对于许多台湾人来说，两岸的对峙，民进党不是问题所在，台独不是问题所在，真正核心的症结──北京领导人不可能不清楚──是中国本身的民主化进程，而「六四」，是一个人们每天看着、无时暂忘的指标啊。
遮掩伤口所引起的最后的全身败坏，我们是目睹过的。二二八的流血事件被国民党遮盖了四十年。四十年中，家破人亡的痛苦无处申诉，流亡海外的委屈无法纾解，仇恨因为掩藏而更加深化；四十年后，国民党固然因而失去了政权，人民也被一种积累的苦大仇深所撕裂、所折磨。
「六四」敞开的伤口已经被掩盖了十五年；是抢时间尽快把盖子打开，让它在温柔中愈合？还是继续掩盖，让它在缄默中溃烂？
4
今天，二○○四年六月四日，晚上八点，我会去维多利亚花园点亮一盏蜡烛，追思「六四」的亡魂，带着我十五岁的孩子。在我胎中时，他曾经陪我走过三个广场，看人们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不同的语言──德语、俄语、汉语，却发出一样的声音：「民主自由！」而如果孩子说，「母亲，我有自由啊，『六四』和我没什么关系」，我想我会这样告诉他：
孩子，你是否想过，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为在你之前，有人抗议过、奋斗过、争取过、牺牲过。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不幸与你无关，那么有一天不幸发生在你身上时，也没有人会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承担的社会，否则，我们都会在危险中、恐惧中苟活。
对于那些死难的人，我们已经惭愧地苟活；对于那些在各个角落里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权力粗暴、创造心灵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觉得彻底地谦卑。
为了你，孩子，不会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踪，我不得不尽一切的努力，防止国家变成杀人机器，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告诉我，谁，不是「天安门母亲」？
王怡：台湾民主成就和它的困境——接着龙应台的话茬
台湾民主成就和它的困境——接着龙应台的话茬
不久前我第一次见到久仰的龙旋风。在老成都一个破落的茶园中谈到台湾大选，龙应台说她决不可能接受、也认爲没有台湾人愿意接受大陆共产党体制的统治。我说 我更加不愿意。说的时候，我们坐的老竹椅开始吱吱嘎嘎发出声音。接下来快一个月，台湾这张竹椅发出的摇晃声更是惊天动地，连我一些研究宪政的学界朋友都担 忧台湾会大乱，甚至台海一战都可能难以规避。这个担忧看来已经过去，但华人世界对台湾民主引发的争论，特别在龙应台《爲台湾民主辩护》一文现世后，吱吱嘎 嘎的声音却越发闹热了。尤其在大陆，一面是学界普遍给予台湾民主“民粹化”的评价，一面却是民间舆论异常“民粹化”的炮轰龙应台。
这个吊诡使我必须补充龙应台的一个观点。中国大陆对台湾民主的威胁和异化作用有两个，一个是她文中指出的共产党极权政治。有人说大陆已经算“开 明专制”，这说法并不矛盾。因爲开明是市场领域的开明，专制是政治领域的专制。我们没说大陆是极权经济，但大陆的确就是极权政治。了解大陆党治模式走向的 人知道，大陆最近两年、长一点讲是从1999年开始，极权政治绝不是越来越松，而是愈演愈烈。什麽是哈维尔讲的“后极权”，“后极权”是说极权体制的效果 越来越差，不是说它越来越开明。因爲能力和欲望是两回事。
另一点是龙应台没提及的，就是大陆同样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台湾民主迄今爲止的最大成就，是民主化已经不可逆的奠定了台湾人崭新的“政体认 同”。全球化和其他一些因素，在政治上导致了一个“后民族国家”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徵就是国家认同从 “文化认同”逐步转向“政体认同”。国家首先是政体之下的国家，不是文化之下的国家。同种的文化和历史纠葛，就一定要求同一个国家，这种原先振振有辞的国 家逻辑开始变得脆弱和不讲道理。
台湾民主是华人世界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政治成就，这使大陆的“一国两制”彻底成爲一个乌托邦。但大陆官方和相当一部分民间不愿承认这个现实。因此 台湾民主今天面临的第一个困境，是大陆民主化之前共产党不会放弃台湾，放弃没落中的国家逻辑。但大陆未来的民主化如果也被民粹主义驾驭，大陆还是同样不会 放过台湾。我赞同台湾的独立政体，但我可能比台湾人更了解这个冷酷的、来自民族国家理念和地缘政治格局的现实。台湾的和平独立是可能的吗，我的回答可能。 但台湾目前在陈水扁的引导下完全走错了方向。因爲台湾绝不可能在“去中国化”的道路上和平独立。台湾要有耐心，要回到关注大陆、弥合族群的路上。一面累积 政治成就，一面促进大陆民主化，到时再以联邦主义框架整合台海政体认同，才可能在未来作和平的去留决定。我认爲这几乎是台湾唯一的选择。“去中国化”是愚 蠢的鸵鸟政策，说到底是民进党对台湾的 “政体认同”和宪政制度的完善缺乏信心。心头虚，才会去盲目攻击“文化认同”。因此准确的说，崇尚暴力的共产党和去中国化的陈水扁，都是妨害台湾民主健康 发展的敌人。
我同意龙女士说要给台湾民主时间，理解它不可避免的困顿。也对台湾大选纷争最终守住理性，让全世界松一口气这一层表示极大的敬意。但我认爲台湾民主的第二个、也是最严重的困境，是民主压倒了宪政，在制度转型上业已走上一条歧途。
宪政主义竟没有成爲台湾17年民主化历程的关键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扼腕的历史事故。观察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修宪史，不客气说基本上是一个反宪政史。 台湾的基本政治架构和所有西方民主国家比较，无疑是最糟糕的，因爲无数缺乏相容性的版本都混在了一起。当初民国“宪法之父”张君励设计的虚位总统加“议会 内阁制”，几乎是较完美的宪制。尽管因爲国民党的独裁没有当真实施过一天。但李登辉的三阶段修宪却开始把“虚位总统”实权化，美其名曰半总统。这使五院制 的底子和淩驾于五权之上的 “总统制”开始出现裂痕。到1997年修宪，国民党变本加厉，削减立法院“阁揆同意权”，削减监察院“弹劾总统权”，进一步操控行政院。这就把台湾变成了 既缺乏三权分立框架、又没有司法审查配套的一个“超级总统制”。你看这样一个总统，没有和他平等的立法权和成熟的代议制，没有最高法院作一个在政治权威上 比国王还高的祭司。但他却有最不受制衡的权柄，暗有孙文“三民主义”的君师合一传统，明有直接的民意基础爲他撑腰，和他的过于显要的权柄相互呼应，彼此哄 擡。这样的选举四年一次，不争得头破血流，不争得举国沸腾，不争得赖在地上不起来，不争得黑钱横行、冷枪扑面，那才叫怪事。
因爲单纯的民主制只能给出权力的来源，并不能勘订权力的范围。而且还会産生出另一个更需要制约可欲范围的物件，那就是民意本身。台湾民主化的亢 奋点，一直以来过分停留在了国家领袖的直接选举上。但元首的直选只有在两种宪制结构下才是安全和必须的。一是去选举被牢牢镶嵌在三权分立模式中的“实 君”，一是去选举超越在三权分立模式之上的“虚君”。否则，国家元首的民意基础越强，在民主制的逻辑下就反而越增添权力的合道性。天上地下只有这一个人是 全体公民投票出来的，其他任何权力和机构都会在政治合法性上比他矮半截。这就越发使元首的权力不容易被制衡，并且阻碍其他权力尤其是司法权的崛起。这样在 民主与宪政的诉求之间産生了撕裂。
回想1997年，台湾1200余名教授和新党等组织激烈坚守“半总统制”，反对继续扩权。轰轰烈烈一场护宪运动却以失败告终。以我的愚见，那时台湾 民主的滑铁卢就已经注定，今日选乱不过是当年宪制迷途的一个政治业果。最可恶的是民进党，不想如何在政党竞争中促成宪制的平衡，而是想“我将来要是当了 选，我也能有如此的权柄”。在野党和执政党一起同意继续扩张总统权力，这在人类民主史上也是罕事。这样一个民进党今天还能继续操弄台湾百年悲情，撕裂族 群，一昧哄擡民意。我冷眼旁观只有两句话，台湾的民主成就固然伟大，台湾的宪政前途却实在堪忧。
但台湾还可以选择，可以继续从民主走向宪政。17年了，我坚信台湾已爲自己赢得了选择的权力。
王怡2004于成都
《中国时报》副刊
龙应台：为台湾民主辩护——与华人世界对话
(2004-04-15)为台湾民主辩护
为台湾民主辩护
——与华人世界对话
● 龙应台
我们，华人世界
我们下了飞机不需要调时针。我们说话不需要翻译，迷了路可以开口就问；我们随手买份报纸，拿来就可以读。电视上的新闻和酒酣耳热的辩论，不需要解释就可以听懂，因为，我们属于一个“华人世界”，同时区、同语言、同文同种。
我们的履历非常相似：大多数的我们都有贫穷的童年记忆，少年时对于镇压逮捕和政治迫害有了懵懂觉察，大学时开始对西方的开放自由有所向往；成熟时，却发现现实中有太多的人为障碍，阻挡着我们对梦的追求。
我们的梦，也很相似：傲慢的殖民者，走开；颟顸的专制者，下来；让公民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前途。从北京到新加坡，从香港、澳门到吉隆坡，我们都在梦想建立 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而且从长时期的殖民和专制统治的经验中我们已经知道，公平正义既不能依靠“仁慈”的异族殖民者，也不能依靠自以为替天行道的本族专制 者；民主，遂承载着我们深重的期望。
在这一种梦想和苦闷的交织下，台湾的民主十几年来变成华人世界关注的焦点，除了因为它在华人历史上 开创新局之外，也因为它的发展有我们熟悉的轨迹：帝国主义国家譬如日本或英国，在我们的土地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工业化基础；利用这个基础，华人胼手胝足地努 力，又在威权政府的统治下创出经济成果，同时将经济成果投资于教育，但是教育水平提高了之后，人民转而向威权政府挑战要求政治参与，逐渐开展出今天的民主 体制。
华人民主，行吗？
华人心底蠢动的问题是：我们的国家或城市，是否也可能沿着相似的规 则发展出民主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封建官僚、血缘观念、凌驾法治的泛道德思维方式等等，与讲究社会契约、强调权利与义务的民主究竟能否接轨？民主是不是会 降低政府效率？民主是不是会带来社会不安？或者，以华人的公民素质，有没有资格实行成熟的民主？
台湾的民主是一个公开的当代实验，在所有华人眼前进行。这个实验究竟怎么样了呢？
台湾政府在沙斯（SARS）期间的慌张混乱、上下扌干格，相较于新加坡或甚至于北京政府在处理善后时的剑及履及，在华人世界兴起一个流行的说法：处理危 机时，民主政府不如威权政府有效率。即或不是处理危机，北京或上海近年在城市建设上的高楼暴起，大开大阖，相较于台北建设因为与民众长期沟通协调而出现的 “牛步”效率，也加强了一种印象：民主等于低效率。
台湾国会里相互嘶吼、打耳光、扯头发的镜头传遍全球，国际社会引为笑谈，华人社区更 是当作负面教材。民主制度里可能有的弱点，譬如粗暴多数牺牲弱势少数，譬如短程利益否定长程利益，譬如民粹好恶凌驾专业判断，在台湾民主的实例中固然比比 皆是，但是随着国会不堪入目的肢体和语言暴力，辅以电子媒体的追逐耸动煽情而更被放大，以至于政治“台湾化”这三个字已经在大华人区中成为庸俗化、民粹 化、政治综艺化的代名。
在这样的背景中，我们走到了2004年3月20日的总统大选。像拙劣的警匪片：莫名的枪响、离谱的公安、诡异的 医疗；像三流的肥皂剧：控诉不公又提不出证据、要求正义又提不出主张、召唤了群众又不知如何向群众负责；像不忍看的闹剧：总统的肚皮公开展示，仿佛肉摊上 等待卫生检查的一堆肉。
这是亲痛仇快的一幕：对民主本来就敌视的人，用台湾民主的走调来证明民主的不可行。北京的高官以盛气凌人的天朝 姿态指着香港人说香港人“不够成熟”，不能实施民主普选。对民主抱着憧憬而希望以台湾民主的成功来做他山之石的人，陷入焦虑。一名南京的年轻学者来信说， “台湾的乱象动摇了全世界华人对民主制度的期许和信心。也许这是民主必修的课程，但是如果学费太昂贵，会使想注册的人望而却步，而部分注了册的人则可能决 定退学。一次大战后意大利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莫索里尼和法西斯的上台。如果类似的悲剧在台湾上演，将不仅仅是台湾的悲哀，也是全中国人的悲哀。”
我们，究竟能不能为台湾民主的“荒腔走板”辩护？在“警匪肥皂闹剧”里，可不可能读出深沉的理性和文明的努力？
寻找核心价值的必要
假设你在一条黑暗的街道上，一扇窗里突然亮了灯。你看见窗格里的人在吃饭喝酒谈笑，影像分明。但是，你看不见，也不可能知道，一离开那小小窗格，那一家子人做什么说什么。你的视角，就锁在那灯光所在的一方小格子里。
华人世界看台湾民主，往往也在镁光灯照亮的一小方格内。在那方格里，我们看见陈水扁举着拳头嘶吼，看见连宋趴下来亲吻泥土，看见立法委员带头冲法院，看 见打架、流血、绝食。在那一小方格内，我们听见“消灭外来政权残余势力”、“为台湾人民挡风、挡雨、挡子弹”、“冲进总统府”等等充满煽动煽情、与民主的 理性精神背道而驰的声嘶力竭。
可是，你不能不知道：窗格后面，有你看不见的纵深和广度。
纵深之一：为什么美国的两党政治可以那样平静地政权交替，胜败都等四年一决；台湾却有如身家性命的孤注一掷？是华人文化里缺乏理性吗？
不，是阶段的不同。美国的民主制度有200年的实践经验，今天两党之争只是政策之争，属于执政的技术层面。台湾民主，从解严的1987年算起，只有短短 17年。两党所争，不是政策，而是核心价值之争，属于文化认同、安身立命的灵魂层面。为技术或为灵魂而争，意义不同，激烈程度当然不同。别忘了，美国为了 对于奴隶制度的认知差异，是打了仗、流了血的。奴隶制度，牵涉到自由和人权的核心价值认定；为了核心价值，人，是可以义无反顾的。
凡是 从专制统治解放出来的社会，在独裁者或殖民者走了以后，会有一种迫切的需要，需要重新面对被扭曲、被伪造的历史，用自己的眼睛彻底找出真实的自己。殖民的 日本、威权的国民党、集权的共产党；文化的日本、文化的中华民国、文化的古老中国——三股文化的影响与政治的笼罩，还有被稀释掉了的非汉族原住民的影子， 纠缠在台湾的深层意识中。未来怎么走取决于过去怎么解释，那么过去怎么解释？不同来历的台湾人——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外省人，因为集体经验不同，痛 点不同，感情的投射方向不同，对于“台湾应该是什么”因此有截然不同的认知。这些不同的认知必须经过长期的交锋摩擦之后，才能得出共识，也就是一组共同的 核心价值；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就没有公民社会。
如果你知道，寻找、建立共同的核心价值是任何民主必经的首要过程；如果你知道，台湾人 在经过50年日本殖民、40年军事戒严，而此刻还面对强权的国际封锁和飞弹的威胁，这是第一次有机会试图“把自己理清楚”；如果你知道，在压抑了一百多年 之后，自由第一次来到，而且只有短短的17年，17年中没有军事政变、没有流血暴动、没有强人独裁……你会怎么说呢？
你在镁光灯小方格 里看见警察的盾牌和受伤的人民，但是你看不见的纵深是：50万人上广场，心中怒火狂烧，可是行为理性温和，秩序井然，对于民主真相的要求，却又坚定不移。 另外可能也有50万人，对广场上的认知完全相反，但是忍耐地留在家中，不冲上街去叫嚣对抗。3月27日可以说是台湾“新公民运动”的开启。
更何况，选举的争议翻天覆地，人们血脉贲张，但是最终还是诉诸司法；我们没有看见暴民，没有坦克，没有街头的火焰冲天。
是的，在权力争夺的卑鄙龌龊中，我仍然看见深沉的理性和文明的努力。
民主在生活里
在那一小方格里，很多人以为：那就是民主了，选举投票、国会争执、万人抗议，很耸动，很刺激。你或许羡慕它：我们，门儿都没有。你或许排斥它：太乱。
可是我想告诉你，不，那不是真正的民主所在。民主真正的意义，在那小窗格以外，无形地溶在生活点滴里。
是民主，使台湾变了。政府机构、军事单位从长期霸占的都市核心撤走；庶民历史重要，因此历史街区得到保存；族群意识高涨，弱势的权力——不论是语言文字 还是宗教信仰，得到平等保障；市民参与政府决策，因此城市的改造由市民意愿主导。如果说，民主政府的效率低，是的，那是因为政府必须停下脚步来听人民说 话，很费时间。可是，你要一个肯花时间来听你说话的政府呢，还是一个招呼都不打就可以从你身上快速碾过的政府呢？
民主，就是手上有一本 护照，随时可以出国，不怕政府刁难；民主就是养了孩子知道他们可以凭自己本事上大学，不需要有特权；民主就是发表了任何意见不怕有人秋后算账；民主就是权 利被侵犯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什么身份；民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党，不必讨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过日子；民主就是到处有书 店，没有任何禁书而且读书人写书人到处都是；民主就是打开电视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凛然地说谎；民主就是不必为了保护孩子而训练他从小习惯谎言；民主就是享受 各种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会突然被拿走，因为它不是赐予的。
民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维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这，在小方格窗里是看不到的。所以如果你对小方格里的混乱失望，不要忘记，真正的民主在生活里，在方格以外的纵深和广度里。
被“绑架”的感觉
我无意说，台湾的民主很成熟。不，它很幼稚，充满缺陷，因为它先天不足。
国民党当权时，我曾经觉得自己是“被绑架的人民”。蒋介石的独裁使我在西方留学时，觉得抬不起头来。他没有我的背书，却对全世界代表了我。
当时并没有想到，有了民主之后，我仍然是个“被绑架的人民”。四年来，陈水扁以巩固政权的手段来治理国家，以对抗中国的操弄来巩固政权，以族群对立的情绪来凝聚选票，件件都违背我这个公民对民主原则的认知，但是他，对全世界代表了我。
被政客“绑架”的感觉，不好受。
可是，让我们把事情理清楚：
陈水扁的确是操弄了“中国妖魔牌”而赢得权力，但是他有民意支持；不管怎么验票，比四年前多出150万人投票给他。在指责他玩弄民粹的同时，我们可能不 该忘记了根本的问题所在：中国本身的极权统治、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和国际压迫，是台湾人真正的痛苦来源。这种痛苦越深，陈水扁的操弄空间越大。政绩可以 一塌糊涂，诚信可以疑云重重，政策可以出尔反尔，国家发展可以长期原地踏步，但是因为有中共极权的威胁在，人民觉得就必须团结在他的羽翼之下，同仇敌忾。 对政绩、诚信、政策的质疑，对民主程序正义的坚持，都可以被当作“卖国”标售，因为中共的威胁，实实在在，就在眼前。
使我被陈水扁成功“绑架”的，是中国集权政体对台湾民主的威胁。
戴着防毒面具跳舞
台湾的民主，就在这样变形扭曲的结构里想要长得正长得直，像戴着防毒面具跳舞，像穿着防弹衣游泳，像绑着脚链赛跑；而你说，17年太长？台湾民主是个“国际笑话”？
我说，17年太短；我说，台湾的民主不是“国际笑话”，打击它的极权统治才是。我说，台湾人很了不起。
2004年的大选，是民主退步吗？或许，因为多年来不曾被怀疑的选举机制在操弄下倒退到原点，被严重怀疑。但是谁说民主的进程是一条直线呢？它其实更像 曲折的之字，进一步退两步，退一步进两步。进退转折之间，走势向前，就是进步。2004年的台湾，我们看见国亲两党的挫败。但是在野党，如果没有热情理 想、没有革新冲劲，因而消灭，难道不是民主的进步？执政党，以最不光彩的姿态在抗议声中上台，因而被迫谦虚怀柔，难道不也是一种获得？
这些日子，台湾人心情确实沉重。在强人的阴影下生活过，他们太清楚自由多么脆弱。现在新强人陈水扁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历史的悲情、族群的撕裂、中共的威 胁，所有的政治武器全都耍过了，接下来的考验严酷无比：悲情可以夺权，如何执政？族群撕裂可以煽情，如何愈合？与中国的关系，完全失去信任，如何对话？面 对半国人民的敌视，何以治国？
民主，其实就是维持清醒，不间歇地与强权的角力。
台湾人今后最大的挑战是：国民党作为反对党一败涂地，反对的势力如何重整？知识分子又怎么找到位置，重建反对力量？理性、宽容、有知识有定见的公民，如何从草根培养？
台湾人不需要华人的鼓掌，但是他需要鼓励，更需要理解。在40年的军事戒严下生活，在500枚飞弹的瞄准下思想，面对新的强人上台，还要回头去研究德国 的1933和意大利的1922，台湾人在民主的进程上从无到有，从有到深沉，没有勇气，没有毅力，是做不到的。华人世界，请你拍拍台湾人的肩膀，给他一点 默默的温暖，同时，深思你自己的处境，让我们彼此扶持吧。
（作者按：本文在中国大陆、新加坡、吉隆坡、香港、台北同步刊出）
·作者是台湾作家、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客座教授
白夜：中国民主之路的关键——国民的觉醒和抗争
白夜: 中国民主之路的关键---国民的觉醒和抗争
(发表于香港<争鸣>杂志2003年8月号52页至55页)
孔子有句名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说的是如果学生自己不为某个问题大伤脑筋、苦恼困惑的话,他是不会轻易去启发教诲这个学生的.也就是说,自身要先有解决问题的欲望这个内因,外因才能因势利导,起到作用.
联系到中国当下的形势,“非典”由天灾演为人祸,大学生孙志刚被抓进收容所毒打致死等可怖事件的不断发生,已使所有有志之士猛醒:制度之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刻!
但依靠谁?怎么改?即中国民主改革的内因是什么?对这个重大问题,很多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似乎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大家齐刷刷不错眼珠地将目光聚焦 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上书进谏也好,撰写调查报告也好,发表文章言论也好,大多是寄希望于中共中央幡然悔悟,自我革新,自己对自己下刀子.
这实际上是在不觉之中将共产党自身当成了改革的内因和主导力量,将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自我洗心革面上---这可能吗?
当然历史上有项羽兵败自杀、关云长刮骨疗毒的美谈,但这些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壮举和传奇.共产党在中国的专制地位 如同不受辖制的兽中之王,你能期待老虎自己给自己拔牙剥皮吗?政制改革的核心是还政于民,可以想象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大批不经民选的党政官员丢官去职,甚 至因各种经济犯罪和践踏人权的民事,刑事犯罪蹲牢入狱,连江泽民等最高层官员也很有被起诉的危险.
共产党从高层到低层并不弱智,民主改革利国利民的道理他们都懂,怎奈利国利民但最不利党,民主改革从根本上触动各 级党政干部的切身利益,意味着靠大权在握吃香喝辣,为所欲为的美好日子将一去不复返,这叫党如何下得了手呢?因此,十多年来,口号翻新了不少,什么“反腐 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情为民所系”,痛心疾首而又冠冕堂皇,但始终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实质性的举措一项也没有.
所以说,共产党是民主改革的对象而绝不会是改革的内因和动力.以为可以将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坐在一边“乐观其 成”,根本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广大在专制党权下权益被剥夺、被损害,创造性、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的民众才是要求民主改革的主体,也是民主改革的直接 受益者.民众的素质和觉悟是中国民主改革进程的内因和决定性力量.
在专制力量和民众这一对互动关系中,民众越是驯顺“善良”,逆来顺受,麻木沉默, 专制力量就越是“稳定”,越是肆无忌惮,更懒得搞什么民主改革自找不痛快;反之,民众血气方刚,不甘为奴,抗争不断,群起攻之, 专制力量就惶惶不可终日,疲于应付之下不能不对民众的要求严阵以待,予以重视,心里一千个不愿意也不得不改.这方面韩国民众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和借 鉴.
许多人可能对2002年世界杯中韩国足球队“拼命三郎”的精神有着深刻印象.他们踢球的技术也许并不比葡萄牙、意 大利、西班牙高明多少,但他们有一种面对强敌勇于抗争,精疲力尽也要奔跑到最后一刻的意志和品格,这同中国队诸位不时在场上“悠然散步”的“软脚虾”们在 精神风格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精神风格上对比鲜明,结果也对比鲜明:一个冲入四强,一个差点排倒数第一.
民主化的历程也是如此.七八十年代朴正熙、全斗焕治下的韩国,人民无选举权,无出版言论自由,监狱里政治犯人满为 患,工人劳动条件恶劣,同当今中国社会低下的人权状况不差伯仲.但有所差别的是民众的觉醒程度和抗争力度.韩国民众,从普通大学生到工人和知识分子,在专 制力量的淫威下,冒着入狱,流血,迫害,死亡的危险组织活动,示威游行,不断与政府冲突,对抗,二十几年来一直不让专制政府安安稳稳,片刻消停.
七八十年代看国际新闻报道,常常可以看到韩国学生示威游行的场面,许多人对此应留有印象.你随便问任何一个韩国 人,就有他认识的亲友长辈曾为当年的民主抗争受过审讯,甚至坐过牢挨过拷打.韩国现在的国会议员当中,当年因从事民主运动而入狱三四年甚至十年以上者大有 人在,比比皆是.民众参与民主抗争的热情和广泛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 朴正熙、全斗焕治下的韩国,七八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朴正熙为推动韩国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韩国民众并不因此感恩戴德,膝头发软,认为 独裁者发展了经济就拥有了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乐颠颠地坚持朴正熙、全斗焕的“坚强领导”;相反,韩国民众经济上“小康”了,还更要追求精神上的尊严.民 主,平等,自由,人权的要求,专制政府一日不答应,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就一日不消停地痛斥揭露,集会示威,汉城工人不堪低劣的劳动、生活条件甚至举行过暴 动.一九八零年“光州事件”中三百多名示威学生被全斗焕政府派军队枪杀,惨烈程度不亚于”六四”.其他因参加民主抗争而被警察抓进监狱,拷打致残者更是不 计其数.仅我工作的韩国圣公会大学,就有多位教授在七八十年代曾尝过铁窗的滋味,有一位教授竟蹲了二十年黑牢!韩国知识分子主流不苟且,不与专制力量同流 合污的骨气由此可知.
这样的不懈抗争,终于使专制制度不断动摇和松动,终于最后崩溃.韩国民众在九十年代将全斗焕,卢泰愚两位对人民犯 下过罪行的总统送进了监狱,这在富于专制传统的亚洲国家中开了先河.韩国人民迎来了民主化时代,总统直选,市长直选,直接对选民负责,干得不好马上下台让 贤;总统金大中的儿子受贿与庶民同罪,被起诉逮捕---韩国民众今天享有的这一切权利,绝不是专制政权自行禅让出来的恩惠,而是民众不畏强暴、不懈抗争赢 得的.他们用有力的双手将民主自由的花冠自己给自己戴在了头上,何等自豪.壮哉,韩国民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国民众的历史经验比台湾更值得推崇.台湾民众也进行了民主斗争,但相对而言蒋经国自上而下开 放党禁、报禁起了更大的推动作用. 蒋经国的明智是台湾的幸事,但以此为安慰,一味消极等待,无所作为,在中国大陆期待蒋经国式的“明君”是要误事的,会将中国民主化进程拖得遥遥无期.
因为,就专制政权的本性来看, 蒋经国式的拱手让权,还政于民从来都是极少的特例,相反不见棺材不落泪,垂死挣扎不交权倒是极多的历史常态.英国查理一世如此,清政府慈禧太后如此,49 年前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也是如此.所以,共产党能否改,何时改,恐怕不会取决于它自己的良心发现,而是取决于中国民众的觉醒程度和抗争力度.
曾看到有新浪网友这样说道:“什么制度不制度,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就行.”似乎是说能过上吃饱喝足有钱花这样的 “好日子”足矣,夫复何求?莫谈国事,那可是要掉脑袋的……这种心态,在中国民众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一方面说明了从秦始皇到毛泽东一代又一代的专制恐怖 极大打击了中国民众的抗争勇气,养成了怯懦的民风;另一方面,在严酷统治下只要给民众稍微松一下绑,让民众生活稍有改观,民众就极易感到“幸福”和“满 足”,意识不到这是自己应得的,反而对专制政府感恩戴德,死心塌地……
所以一代志士李慎之先生生前的遗愿是做一名公民教员不是偶然的,恐怕就是有感于中国大众经愚民教育长期洗脑,不以缺乏公民权利为痛的麻木状态.国民对自己的可悲状况不愤不悱,何来抗争,何来民主制度的建立呢?
所幸现在已进入网络时代,中外交流日益频繁,弥天的谎言和重重的新闻封锁已不能完全遮蔽中国民众追求真知灼见的视 线.像蒋大夫这样的个人和最近香港民众反二十三条恶法斗争的胜利,为中国民主之路的实践树立了行动的榜样,点燃了希望的灯火. 蒋大夫的拍案而起戳穿了一个弥天大谎,迫使中国政府一夜之间“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避免了多少人的萨斯惨祸! 像蒋大夫那样敢怒敢言,敢说真话,有行动勇气的人物在中国不能只是零星地出现,而是要成百上千,成千上万地出现,成为民众中的主流,才能以正压邪,在较短 历史时期内打破和动摇专制压抑的社会气氛.
香港从知识界的联合署名抗议,到市民五十万人七一大游行,终于迫使二十三条恶法流产,更是证明了民众的觉醒和抗争 创造历史的转折和进步这一真理.香港市民首先是清醒地意识到这一恶法对自由构成的潜在威胁,然后从知识界到民间齐声反对,民怨沸腾之下政府不得不搁置恶 法.假如香港市民无声无息,或者声音很小,这一事件将完全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而大陆虽有十三亿人口之众,面对召开十六大,共产党关起门来自顾自地决定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的做法,选择了心情复杂 的沉默.就事论事,一个泱泱大国要更换最高领导层,这是天大的事,而不给民众任何参与决策的权利,这怎么看怎么都像是一种公然的侮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原则的肆意践踏.但老百姓,乃至大学生,知识分子,只是私底下议论几句,没有成规模的抗议行动.这只能向专制政权传递这样 的信息:“您这样干,我们可以忍受.”很担心专制政权会因此下出这样的结论:这样干下去也没什么吗,不必改……
说中国民众过于驯良,安于小康而怯于斗争,似乎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毕竟,香港民众发表言论,示威游行所冒的风 险不可与大陆民众同日而语.像“不锈钢老鼠”刘荻在网上说了些真性情的政治话语就突然在人间“蒸发”的事情,在香港是没有的.大陆民众要做任何突破专制禁 锢的举动,都是要冒身家性命之险的.
但陷于恐惧,屈服于恐惧,就会永远生活在恐惧之中而无出头之日.跟中国民众所处的当下状况相比,韩国民众二十年前所处的专制环境有过之而无不及,韩国民众不屈不挠勇于斗争,以血肉之躯磨钝屠刀的精神,值得国人深思和学习.
这里要特别提请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学生界勇于承担历史的责任.毕竟一个上访农民可能遭到被割掉舌头的酷刑,民 工往往被收容毒打冤死却死而不闻,而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上受人尊重的阶层承担的风险相对要小一些,特别是知名度高的人士,一旦受迫害会闹得海内外沸 沸扬扬,专制政府不能不有所顾虑,像六四那样大开杀戒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
在制度之恶已成为共识的今天,民众的觉醒和抗争已如箭在弦,思想上应走在前列的知识分子应发扬五四时期的行动精 神,站出来振臂一呼,像五四知识分子一样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不能因为在经济改革中利益未受损就被麦芽糖粘住了嘴,也不能因为八九民运的挫折就一蹶不 振,灰头土脸,不哼不哈集体成为犬儒主义的信徒.远一点的想想康有为们的公车上书,近一点的想想五四运动,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已昭然若揭.
北京大学最近搞教育人事改革,信誓旦旦地要诚聘英才,罢黜庸才,创办世界一流大学.说白了就是拿了国家十八亿拨款 不能不有所交待.从官场哲学来看,是奉中央之命要出政绩.但招海归派博士也好,末位淘汰制也好,教师不出活儿就下岗,政工干部人浮于事却高枕无忧的游戏规 则,跟改革国有企业砸工人的饭碗,党政干部却无风险还能大捞一笔的不公状况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大学之为大学,最根本的制度环境是学术自由,精神独立, 这一点却被熟视无睹,忽略不提.回避教育改革的最要害处,不思从党政管理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北大照这个路子改下去,顶多成为一个热火朝天的学术论文的 大作坊,想上层次是上不了的,别说追赶哈佛大学,就是恢复上世纪前半叶的光荣也难.
北大的教授们乃至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们若沉溺于不痛不痒的学院式论文生产之中而丧失人文关怀,将无异于被八股取士 麻痹了精神的孔乙己.而窃窃私语,或发表几篇避实就虚的文章,恐怕也不能有力推动历史的发展和进步.蒋大夫的挺身而出,香港市民的积极抗争,韩国民众轰轰 烈烈的民主运动,都为国人树立了扭转历史的行动楷模.我们为这种行动的勇气和魄力拍手喝彩,拭目以待更多的国人觉醒,愤怒并奋起抗争:网上热情讨论关注国 家的命运前途也好,公开站出来揭穿谎言也好,联署上书,集会呼吁也好,示威游行也好,组织真正代表工农权益的工会农会也好,竞选人大代表也好---总之要 千方百计发出声音,才能给专制力量以改革的压力和动力!坐等“施恩”=遥遥无期!
人生在世,谁不想干一番大事业?当今中国,打破专制集权制度黑暗的铁屋便是最大的事业.在当下历史进程欲转不转的 时刻,沉默不是黄金而是废铜烂铁,万马齐喑则是国哀和国耻.如整整一代人无所作为,那么,正像当代愤激的青年批评家力逼文革中无行的知识分子忏悔一样,焉 知后人不会指着这一代人的脊梁骨冷冷来一句:你忏悔吧!
黄一琨： 1946：谁丢失了和平
1946：谁丢失了和平
258期 发布日期 2006-04-13
《经济观察报》
黄一琨
对于1945年的国民政府来说，日本的投降显得意外。在1944年的“一号作战”中，国民政府刚刚遭受了可怕的失败。
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中国战场的作用主要是牵制更多的日本陆军师团，以保证在琉璜岛这样的战役中筋疲力尽的盟军不会面对更多一心“玉碎”的日本军人的抵抗。但在1944年，与全世界范围内盟军的节节胜利相比，中国战场出现了惊人的大崩溃：将近50万军人死伤，中国领土被日本的南北通道切成两半，它足足丧失了1/4的工厂，政府的税收来源锐减。在河南省，部分被饥荒和苛刻的劳役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甚至主动为日军带路，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从1944年的大溃败中看到了国共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当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一号文件中指出：“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
在幸运地避免战时首都重庆成为日军攻击目标之后，蒋介石对自己的部下说，多亏有这场大溃败，否则难以察觉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如此虚弱。
一家成都报纸《华西日报》的一篇社论——后来被国民党宣传部门撤了下来——表达了抗战后期国统区民众的失望心情：“政府官员腐败，法律任其滥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惨绝望。尽管国困民贫，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却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华。这种腐败现象，加上其他许多反动的政治因素，已使民气士气低落，几至于殆尽。”几年之后，这种不满随同通货膨胀一起，遍及国民政府所能统治的地区。
进入1946年，突然到来的胜利并没有恢复国民政府对于全国的控制力。共产党军队与国民政府军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竞赛，抢着接受日伪驻军投降，建立地方政权。共产党人刘少奇说，我们现在进入城市的条件，超过世界各国的党。可以实行“先到为君，后到为臣”。
在对日战争中不断壮大的共产党军队有效地控制了华北地区，而国民政府最精锐的部队还都远在缅甸和云南。更糟糕的是，在工业最发达的东北地区，苏联红军根据雅尔塔条约出兵占领了全境，并且把重工业装备拆除运往苏联，苏联红军还把日本军队留下的大量装备交给了向这一地区“大踏步前进”的共产党军队。后来，这里成为内战的第一个决战战场。
这一段时间里，延安先后接待了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总统特使赫尔利以及美军观察团，自从1936年斯诺造访以后，这里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延安与华盛顿迎来了蜜月期。1944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由胡乔木执笔的社论，称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民主世界的双璧”。社论谴责国民党拒绝实行民主制度，而“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的工作”。
在新一任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启程前往中国之前，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大公报》翻译并全文刊登了这一声明，声明说：“美国深知现时中国国民政府为一党政府，并相信加入国民政府之基础如能更加扩大，容纳国内其他主要政治分子，则中国和平、统一、民主的革新，必能更进一步”，“中国国父孙逸仙博士所以培养在中国走向民主过程中建立一个一党训政治之暂时施策，必须加以修改”。这样的表态是中国国内各个政治派别都没有勇气作出的，它直接批评了处于 “国父”神圣地位的孙中山，指出他的训政政策必须修改。
在关系中国未来前途的道路选择上，毛泽东和杜鲁门有了共同的取向。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了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毛泽东说： “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他要求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国、共、民盟、无党派爱国人士组成的联合政府。
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上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评论说，共产党“所唱联合政府，乃亡我国民政府之毒计”。
事实上，从形式统一中国开始，所谓的国民政府实质是国民党政权而已。自从进入训政阶段以后，国民党代表民众实行“以党治国”。党治在制度上表现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被授予的权力。后者是联结党和政府机构的桥梁，虽然它只是前者的一个下属委员会，但是却是指导国民政府的权力机关，兼有立法和行政职能。政治学家钱端升说，从理论上说，中央政治会议对政府的文职部门实际上行使无限的权力。事实上中央政治会议也是政府权力之所在，因为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是蒋介石。虽然在中央政治会议之下建立了五院制（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和监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制度在国民政府中得以实现。蒋介石的顾问何廉说：“委员长走到哪里，政府的行政权力就行使到哪里，就职权而言，他领导一切。”
蒋介石的国策顾问唐纵建议好好借鉴共产党的经验来改造国民党，并且提醒蒋介石说，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主张保持私有制并发展资本主义的提法，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一转变使得工商界人士和国民党内部的失意分子消除了对共产党的恐怖心理。
随着马歇尔的到来，对日战争胜利后短暂的政治僵局被打破。比起自大、无知的前任赫尔利少将，担任美军总参谋长的马歇尔不仅德高望重，而且担负着敦促国民政府完成民主政体构建的责任。杜鲁门和马歇尔设想，未来的中国将建立一个两党政府体制，以共产党为少数派成为合法地位的反对派，在美国看来，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
到达南京的当晚，蒋介石设宴招待马歇尔。外交部长王世杰回忆说，马歇尔明白无误地告诉蒋介石，杜鲁门总统愿意给予中国复兴的一切援助，但这都取决于美国的舆论。而美国舆论如何才能赞助援华，这取决于国民党对一党训政制度的改革。
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处于巨大的尴尬之中。1943年元旦，白宫还对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而在同一年的《中国之命运》中，蒋介石自得地宣称“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现在美国这个监护人却要求立刻改革孙中山和自己的政治构想。唐纵在1945年底回忆说：“年初还在战事的黑暗时期，年末乃是胜利的黑暗时期，政府始终在艰难困苦中”。
马歇尔的到来使得从1946年1月11日开幕的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了公众的焦点。这次会议是根据1945 年国共双方的重庆谈判召开的，以商讨政府的重新改组，并通过一部新宪法。在国家秩序不能正常运转的情况下，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会议。虽然他们不是经过选举产生，但是《新华日报》说，“在中国还没有经过全民普选而产生的民主国会之前，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在现在是最适宜于代表全国人民来决定国家大事的”。
这是自从国民党推行一党训政制度以来，少有的政治多元化的历史阶段。甚至在和平成为泡影之后，国民政府还要援引政协会议决议的权威性来证明随后的若干政治行动的合法性。
38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国民党8人，中共7人，青年党5人，民主同盟2人，民社党2人，救国会2人，职教社1人，村治派1人，其他无党派代表9人。
蒋介石私下对担任驻美大使的顾维钧说，中国在国民党以外，除了共产党，其他党派都不算数。民盟的机关报《光明报》也说，其他政治派别和国共两党的基本区别，“就是大家都没有武力，作为其政治要求的后盾”，“他们的前途，只能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
政治主张与武力的紧密关系，这是1946年乃至整个民国时期中国政治的主要逻辑。钱端升在分析国民党的黩武主义与中共的武装对抗之间的关系时，追溯到国民党内支持孙中山与军阀结盟的军人势力。当时那种基于利害关系的联合，很快就发展成了一股国民党内不易被清除的力量。老同盟会员梁漱溟在1922年说：“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在1946年，被马歇尔称为“中国甘地”的梁漱溟是民盟的代表人物，在政协会议上，“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是他们的主要主张。
政协会议上，除了国民党人，与会的其他代表几乎都认为，国民党的《五五宪草》是一部“人民无权、总统万能”的宪法草案。孙中山主张的五权（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和监察）在政治强人的手上几乎从来没有能够实行。与蒋介石关系最为密切的青年党提出，中国如果采取总统制，容易走到民主的反面，并且引发革命，中国应该实行内阁制，国会采用上下两院制。
然而处于“国父”神圣地位的孙中山却一直厌恶英美的议会政治，希望用直接民主来整合国家的政治生活。他直接运用“国民大会”来构思改造代议制的方案，这是在中央政府代行直接民权的机构。但是孙中山对于国民大会的设想是极为粗糙的。国民大会由两千人组成，如果作为集会议事的机关，人数太多，无法作为有力量的民意机构代表人民监督政府。如果作为直接民权的代表，人数太少，而且间接行使直接民权，直接民权也就失去本来的意义。
但是如何制定一部新宪法，既能完成政治重构，又能消弭国民党代表的不满，民盟的宪法学者张君劢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提出一个天才的方案——“无形国大”。他解释说：孙中山先生不满意西方的代议政治，主张直接民权，但中国领土辽阔，人口众多，客观事实和条件皆不允许，不得已采取间接民权的国民大会方式。根据孙中山的直接民权学说，张君劢批评“五五宪草”的国民大会制度只是间接民权而非直接民权，并主张“把国民大会化有形为无形，公民投票运用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就是国民大会，不必另开国民大会”。这样，国民大会既没有具体机构，也不选举代表举行会议。在立法院成为民意机关即行使议会的功能时，国民大会的存在也就不必要了。
张君劢的另一个重要创造是在五院制的名义下嵌入了内阁制与国会制。他的具体设计是，赋予监察院英式上院的地位，赋予立法院以下院地位，而行政院成为内阁。行政院与立法院之间是内阁与国会的关系。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不信任的时候，可以推翻行政院，而行政院也可以要求总统解散立法院，举行大选，产生新的立法院。
这部宪法草案还规定，各省可以制定省宪，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以省宪的方式保障解放区的政治地位。
梁漱溟回忆说，张君劢这套方案提出后，“在野各方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参与宪法草案的两位国民党代表，其中包括孙中山的儿子行政院长孙科也表示同意。而作为政治强人，蒋介石的未来地位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如果担任总统，在国家政体采用内阁制的时候只是一个荣誉职位，而如果担任行政院长，也将在立法院的监督下。
在这次会议上，现政府改组是另一个重要的议题。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提出，国民政府委员会是政治的最高指导机关，国民党委员应该在其中占绝对多数，并且政府委员的任命应该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
这种继续延续一党训政的做法立刻遭到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在向政协会议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中要求：“多数党在政府中的主要职位所占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改组后的政府，应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任何一党的经费不得由国库开支”。
对此，最为强硬的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发言说：“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法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解决不了的。”共产党代表陆定一回击说：“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都由党包办的，而是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是办不通的，中国只应实行多党政治。”
最后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的协议是，国民政府委员共40名，其余20名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协议没有规定政府委员的任命应该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
在激烈争论的时候，马歇尔曾经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临时政府组织法”，核心内容是，由一个国务委员组成临时政府，“在立宪政府成立之前，非经国务委员会十六之同意，国民政府不得发布影响各县各行政区纯地方性质事务之法令”。这等于是取消了国民政府的存在。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中感叹说，这个美国人在实行民主的道路上比共产党人更过火，完全不了解中国的现实。而更让他“心神痛悔交集”的是对共产党“过于宽容”。
1946年1月31日，政协会议在“极度和谐兴奋”的气氛中结束。马歇尔感到困惑的是，国共双方对立了十八年，短时间就妥协了，战争全面停止，实在是件出人意料的事情。
毛泽东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说：“推动（政协会议成功）的力量，最初出于美总统杜鲁门，继之以莫斯科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最后则是马歇尔特使及国内民主分子，其间的国民党本身的民主分子，也不在少数。”
蒋介石把政协会议视为失败，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军队无力量”。他不能容许以武力取得的国家权力却在党派协商和议会政治中丧失一半。
在政协会议之后的国民党六大上，蒋介石对代表们说，自己九岁时就死了父亲，跟随着母亲受尽了土豪劣绅对自家产业的觊觎，还有亲戚朋友的冷淡。在这种凄凉孤苦的环境中，他受母亲影响，养成了忍辱负重的性格。
然而这种忍耐并不意味着宽容，蒋介石并不需要忠诚的反对派，他要求民众必须具有“服从、牺牲、严格、清洁、准确、勤奋、保密”的品质，“必须坚定地，勇敢地为团体和国家做出牺牲”。而作为领袖，既是基督徒又是老式儒家的蒋介石相信自己的无私和道德纯正，因此自己的权力利益就是党的权力利益，也就是国家的权力利益。
比起蒋介石，他手下极端的国民党徒更缺乏理性和耐心。在重庆校场口，他们残暴的摧毁了各界人士庆祝政协召开的大会，后来又暗杀了两名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李公朴和闻一多。没有证据表明蒋介石与这些暴行直接相关，但是这些具体行动的执行者们都认为，他们采取行动是因为那些人的言行惹怒了自己的委员长。
很快马歇尔就开始抱怨，国共双方总是在细节问题上绕来绕去。他开始相信《大公报》社长胡政之对自己的警告，建成联合政府就像建立一个“德意志法兰西联合共和国”，国共合作是没有基础的。梁漱溟也有同感，国共谈判转移不定，“今天在此，明天又在另一点，层出不穷”。政协会议没有解决军队国家化以及错综复杂的东北问题，成为谈判的焦点和战争的触发点。
马歇尔严厉地指责蒋介石用军事行动破坏了他的调解工作，并把70％的预算用于军费，使国家经济陷于崩溃，这样做只会为共产主义的蔓延提供肥沃的土壤。
蒋介石回答说：共产党从来就没打算与国民党合作，在苏联的影响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垮政府。惟一的办法只有消灭共产党的军队，这需要八到十个月，至于经济形势，他无比自信地说，不会有崩溃的危险，因为中国是农业经济。
马歇尔勃然大怒，他决定给蒋介石及其政府和军队重重一击，劝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实行全面的武器禁运。但事实上，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得到了39个陆军师和8又 1/3个空军大队的军事装备。武器禁运只不过使政府军队的全面进攻暂缓了几天而已。美国人希望帮助这个政府成为稳定亚洲的主要力量，但是这里却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内战战场。
蒋介石不打算理会马歇尔了，他甚至躲到了庐山，马歇尔为了解决问题，不得不九次上山。周恩来告诉沮丧的马歇尔，在国共谈判中，蒋介石只关心军队整编，这一点做到了，蒋介石就放心了，但是共产党人就不放心了，因为一切都没有了保障。
军事行动很快在东北展开。8月19日，政府军轰炸了延安。10月10日，政府军占领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二大城市张家口，随后蒋介石召开了国民大会，共产党和民盟都拒绝参加，在会上，张君劢的宪法草案被彻底修改，这是中国历史上施行英美式宪政的最后一次努力。
“和平死了。”梁漱溟听到张家口被占领的消息时说。
研究过1920年代到1940年代中国政治的钱端升早就判断说，在中国一旦一个军事派别取得了政治权力，政治上的反对党除了求助于武器之外，别无他途。
这是一个残酷的论断，但是争取和平的努力，以及在中国施行英美式宪政的失败无不印证了这一论断。在1946年，中国追寻现代国家的努力和梁漱溟、张君劢等自由主义者一起面临彻底失败。这种努力的前提是和平与共同价值标准的存在，但民国时代的中国并不存在这些前提。
链接
《五五宪草》 1928年6月初，张作霖退出北京，途经沈阳皇姑屯时被日本人炸死，北洋军阀政府就此结束，历史进入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北伐战争的结束是军政时期的结束，训政时期的开始。但何时结束“训政”，开始“宪政”， 国民党一拖再拖。
1932年12月，国民党第四届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孙科等提议依孙中山《建国大纲》的规定，应从速起草宪法，召开国民大会，要“结束党治，还政于民”。 1933年1月，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对中央全体会议通过的25条原则经过研究，反复修改7次，完成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制定，于1936年5月5 日公布，因此又称《五五宪草》，其主要内容是：①确立五院制与总统实权制的政治体制；②在经济制度上实行“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③实行县级自治。由于日本人大举入侵，《五五宪草》尚未经国会正式通过就“夭折”了。
“一号作战” 从1944年4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年底、纵贯中国南北几千余里的大规模豫湘桂战役，是日本军国主义临终前回光返照似的最后挣扎。
日本自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未能速战速决打败中国且陷入持久战的漩涡，只能保持点（战略要点）和线（以交通线为主）的占领。日军还被分割成几块，始终不能形成完整的战略体，陆军主力深陷中国不能自拔，给日军转用兵力于太平洋造成极大牵制，导致太平洋兵力不继，不断失败。为此，日军企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将侵华日军各部分贯通起来，并联系被切断海上交通的南洋日军。另外，从中国大陆各个基地起飞的盟军飞机直接轰炸日军甚至日本本土，这意味着盟军同时可以对日本本土发动大规模空袭，这使日本异常恐惧，打掉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也是日本加速推行豫湘桂战役（日本称“一号作战”）的直接原因。
此次战役，就作战范围而言，由北向南绵延数千公里；就作战规模而言，打破了日军侵华以来的空前纪录。
创制权 指公民达于若干人数，得提出关于法律或宪法的建议案，其目的在于防止议会违反民意而不制定某种法律。
复决权 指议会所通过之法律案或宪法草案，公民有重行投票表决之权，其目的在于防止议会违反民意制定某项法律。
258期 发布日期 2006-04-13
《经济观察报》
黄一琨
对于1945年的国民政府来说，日本的投降显得意外。在1944年的“一号作战”中，国民政府刚刚遭受了可怕的失败。
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中国战场的作用主要是牵制更多的日本陆军师团，以保证在琉璜岛这样的战役中筋疲力尽的盟军不会面对更多一心“玉碎”的日本军人的抵抗。但在1944年，与全世界范围内盟军的节节胜利相比，中国战场出现了惊人的大崩溃：将近50万军人死伤，中国领土被日本的南北通道切成两半，它足足丧失了1/4的工厂，政府的税收来源锐减。在河南省，部分被饥荒和苛刻的劳役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甚至主动为日军带路，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从1944年的大溃败中看到了国共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当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一号文件中指出：“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
在幸运地避免战时首都重庆成为日军攻击目标之后，蒋介石对自己的部下说，多亏有这场大溃败，否则难以察觉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如此虚弱。
一家成都报纸《华西日报》的一篇社论——后来被国民党宣传部门撤了下来——表达了抗战后期国统区民众的失望心情：“政府官员腐败，法律任其滥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惨绝望。尽管国困民贫，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却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华。这种腐败现象，加上其他许多反动的政治因素，已使民气士气低落，几至于殆尽。”几年之后，这种不满随同通货膨胀一起，遍及国民政府所能统治的地区。
进入1946年，突然到来的胜利并没有恢复国民政府对于全国的控制力。共产党军队与国民政府军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竞赛，抢着接受日伪驻军投降，建立地方政权。共产党人刘少奇说，我们现在进入城市的条件，超过世界各国的党。可以实行“先到为君，后到为臣”。
在对日战争中不断壮大的共产党军队有效地控制了华北地区，而国民政府最精锐的部队还都远在缅甸和云南。更糟糕的是，在工业最发达的东北地区，苏联红军根据雅尔塔条约出兵占领了全境，并且把重工业装备拆除运往苏联，苏联红军还把日本军队留下的大量装备交给了向这一地区“大踏步前进”的共产党军队。后来，这里成为内战的第一个决战战场。
这一段时间里，延安先后接待了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总统特使赫尔利以及美军观察团，自从1936年斯诺造访以后，这里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延安与华盛顿迎来了蜜月期。1944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由胡乔木执笔的社论，称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民主世界的双璧”。社论谴责国民党拒绝实行民主制度，而“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的工作”。
在新一任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启程前往中国之前，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大公报》翻译并全文刊登了这一声明，声明说：“美国深知现时中国国民政府为一党政府，并相信加入国民政府之基础如能更加扩大，容纳国内其他主要政治分子，则中国和平、统一、民主的革新，必能更进一步”，“中国国父孙逸仙博士所以培养在中国走向民主过程中建立一个一党训政治之暂时施策，必须加以修改”。这样的表态是中国国内各个政治派别都没有勇气作出的，它直接批评了处于 “国父”神圣地位的孙中山，指出他的训政政策必须修改。
在关系中国未来前途的道路选择上，毛泽东和杜鲁门有了共同的取向。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了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毛泽东说： “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他要求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国、共、民盟、无党派爱国人士组成的联合政府。
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上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评论说，共产党“所唱联合政府，乃亡我国民政府之毒计”。
事实上，从形式统一中国开始，所谓的国民政府实质是国民党政权而已。自从进入训政阶段以后，国民党代表民众实行“以党治国”。党治在制度上表现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被授予的权力。后者是联结党和政府机构的桥梁，虽然它只是前者的一个下属委员会，但是却是指导国民政府的权力机关，兼有立法和行政职能。政治学家钱端升说，从理论上说，中央政治会议对政府的文职部门实际上行使无限的权力。事实上中央政治会议也是政府权力之所在，因为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是蒋介石。虽然在中央政治会议之下建立了五院制（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和监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制度在国民政府中得以实现。蒋介石的顾问何廉说：“委员长走到哪里，政府的行政权力就行使到哪里，就职权而言，他领导一切。”
蒋介石的国策顾问唐纵建议好好借鉴共产党的经验来改造国民党，并且提醒蒋介石说，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主张保持私有制并发展资本主义的提法，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一转变使得工商界人士和国民党内部的失意分子消除了对共产党的恐怖心理。
随着马歇尔的到来，对日战争胜利后短暂的政治僵局被打破。比起自大、无知的前任赫尔利少将，担任美军总参谋长的马歇尔不仅德高望重，而且担负着敦促国民政府完成民主政体构建的责任。杜鲁门和马歇尔设想，未来的中国将建立一个两党政府体制，以共产党为少数派成为合法地位的反对派，在美国看来，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
到达南京的当晚，蒋介石设宴招待马歇尔。外交部长王世杰回忆说，马歇尔明白无误地告诉蒋介石，杜鲁门总统愿意给予中国复兴的一切援助，但这都取决于美国的舆论。而美国舆论如何才能赞助援华，这取决于国民党对一党训政制度的改革。
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处于巨大的尴尬之中。1943年元旦，白宫还对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而在同一年的《中国之命运》中，蒋介石自得地宣称“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现在美国这个监护人却要求立刻改革孙中山和自己的政治构想。唐纵在1945年底回忆说：“年初还在战事的黑暗时期，年末乃是胜利的黑暗时期，政府始终在艰难困苦中”。
马歇尔的到来使得从1946年1月11日开幕的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了公众的焦点。这次会议是根据1945 年国共双方的重庆谈判召开的，以商讨政府的重新改组，并通过一部新宪法。在国家秩序不能正常运转的情况下，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会议。虽然他们不是经过选举产生，但是《新华日报》说，“在中国还没有经过全民普选而产生的民主国会之前，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在现在是最适宜于代表全国人民来决定国家大事的”。
这是自从国民党推行一党训政制度以来，少有的政治多元化的历史阶段。甚至在和平成为泡影之后，国民政府还要援引政协会议决议的权威性来证明随后的若干政治行动的合法性。
38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国民党8人，中共7人，青年党5人，民主同盟2人，民社党2人，救国会2人，职教社1人，村治派1人，其他无党派代表9人。
蒋介石私下对担任驻美大使的顾维钧说，中国在国民党以外，除了共产党，其他党派都不算数。民盟的机关报《光明报》也说，其他政治派别和国共两党的基本区别，“就是大家都没有武力，作为其政治要求的后盾”，“他们的前途，只能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
政治主张与武力的紧密关系，这是1946年乃至整个民国时期中国政治的主要逻辑。钱端升在分析国民党的黩武主义与中共的武装对抗之间的关系时，追溯到国民党内支持孙中山与军阀结盟的军人势力。当时那种基于利害关系的联合，很快就发展成了一股国民党内不易被清除的力量。老同盟会员梁漱溟在1922年说：“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在1946年，被马歇尔称为“中国甘地”的梁漱溟是民盟的代表人物，在政协会议上，“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是他们的主要主张。
政协会议上，除了国民党人，与会的其他代表几乎都认为，国民党的《五五宪草》是一部“人民无权、总统万能”的宪法草案。孙中山主张的五权（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和监察）在政治强人的手上几乎从来没有能够实行。与蒋介石关系最为密切的青年党提出，中国如果采取总统制，容易走到民主的反面，并且引发革命，中国应该实行内阁制，国会采用上下两院制。
然而处于“国父”神圣地位的孙中山却一直厌恶英美的议会政治，希望用直接民主来整合国家的政治生活。他直接运用“国民大会”来构思改造代议制的方案，这是在中央政府代行直接民权的机构。但是孙中山对于国民大会的设想是极为粗糙的。国民大会由两千人组成，如果作为集会议事的机关，人数太多，无法作为有力量的民意机构代表人民监督政府。如果作为直接民权的代表，人数太少，而且间接行使直接民权，直接民权也就失去本来的意义。
但是如何制定一部新宪法，既能完成政治重构，又能消弭国民党代表的不满，民盟的宪法学者张君劢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提出一个天才的方案——“无形国大”。他解释说：孙中山先生不满意西方的代议政治，主张直接民权，但中国领土辽阔，人口众多，客观事实和条件皆不允许，不得已采取间接民权的国民大会方式。根据孙中山的直接民权学说，张君劢批评“五五宪草”的国民大会制度只是间接民权而非直接民权，并主张“把国民大会化有形为无形，公民投票运用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就是国民大会，不必另开国民大会”。这样，国民大会既没有具体机构，也不选举代表举行会议。在立法院成为民意机关即行使议会的功能时，国民大会的存在也就不必要了。
张君劢的另一个重要创造是在五院制的名义下嵌入了内阁制与国会制。他的具体设计是，赋予监察院英式上院的地位，赋予立法院以下院地位，而行政院成为内阁。行政院与立法院之间是内阁与国会的关系。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不信任的时候，可以推翻行政院，而行政院也可以要求总统解散立法院，举行大选，产生新的立法院。
这部宪法草案还规定，各省可以制定省宪，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以省宪的方式保障解放区的政治地位。
梁漱溟回忆说，张君劢这套方案提出后，“在野各方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参与宪法草案的两位国民党代表，其中包括孙中山的儿子行政院长孙科也表示同意。而作为政治强人，蒋介石的未来地位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如果担任总统，在国家政体采用内阁制的时候只是一个荣誉职位，而如果担任行政院长，也将在立法院的监督下。
在这次会议上，现政府改组是另一个重要的议题。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提出，国民政府委员会是政治的最高指导机关，国民党委员应该在其中占绝对多数，并且政府委员的任命应该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
这种继续延续一党训政的做法立刻遭到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在向政协会议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中要求：“多数党在政府中的主要职位所占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改组后的政府，应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任何一党的经费不得由国库开支”。
对此，最为强硬的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发言说：“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法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解决不了的。”共产党代表陆定一回击说：“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都由党包办的，而是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是办不通的，中国只应实行多党政治。”
最后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的协议是，国民政府委员共40名，其余20名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协议没有规定政府委员的任命应该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
在激烈争论的时候，马歇尔曾经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临时政府组织法”，核心内容是，由一个国务委员组成临时政府，“在立宪政府成立之前，非经国务委员会十六之同意，国民政府不得发布影响各县各行政区纯地方性质事务之法令”。这等于是取消了国民政府的存在。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中感叹说，这个美国人在实行民主的道路上比共产党人更过火，完全不了解中国的现实。而更让他“心神痛悔交集”的是对共产党“过于宽容”。
1946年1月31日，政协会议在“极度和谐兴奋”的气氛中结束。马歇尔感到困惑的是，国共双方对立了十八年，短时间就妥协了，战争全面停止，实在是件出人意料的事情。
毛泽东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说：“推动（政协会议成功）的力量，最初出于美总统杜鲁门，继之以莫斯科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最后则是马歇尔特使及国内民主分子，其间的国民党本身的民主分子，也不在少数。”
蒋介石把政协会议视为失败，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军队无力量”。他不能容许以武力取得的国家权力却在党派协商和议会政治中丧失一半。
在政协会议之后的国民党六大上，蒋介石对代表们说，自己九岁时就死了父亲，跟随着母亲受尽了土豪劣绅对自家产业的觊觎，还有亲戚朋友的冷淡。在这种凄凉孤苦的环境中，他受母亲影响，养成了忍辱负重的性格。
然而这种忍耐并不意味着宽容，蒋介石并不需要忠诚的反对派，他要求民众必须具有“服从、牺牲、严格、清洁、准确、勤奋、保密”的品质，“必须坚定地，勇敢地为团体和国家做出牺牲”。而作为领袖，既是基督徒又是老式儒家的蒋介石相信自己的无私和道德纯正，因此自己的权力利益就是党的权力利益，也就是国家的权力利益。
比起蒋介石，他手下极端的国民党徒更缺乏理性和耐心。在重庆校场口，他们残暴的摧毁了各界人士庆祝政协召开的大会，后来又暗杀了两名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李公朴和闻一多。没有证据表明蒋介石与这些暴行直接相关，但是这些具体行动的执行者们都认为，他们采取行动是因为那些人的言行惹怒了自己的委员长。
很快马歇尔就开始抱怨，国共双方总是在细节问题上绕来绕去。他开始相信《大公报》社长胡政之对自己的警告，建成联合政府就像建立一个“德意志法兰西联合共和国”，国共合作是没有基础的。梁漱溟也有同感，国共谈判转移不定，“今天在此，明天又在另一点，层出不穷”。政协会议没有解决军队国家化以及错综复杂的东北问题，成为谈判的焦点和战争的触发点。
马歇尔严厉地指责蒋介石用军事行动破坏了他的调解工作，并把70％的预算用于军费，使国家经济陷于崩溃，这样做只会为共产主义的蔓延提供肥沃的土壤。
蒋介石回答说：共产党从来就没打算与国民党合作，在苏联的影响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垮政府。惟一的办法只有消灭共产党的军队，这需要八到十个月，至于经济形势，他无比自信地说，不会有崩溃的危险，因为中国是农业经济。
马歇尔勃然大怒，他决定给蒋介石及其政府和军队重重一击，劝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实行全面的武器禁运。但事实上，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得到了39个陆军师和8又 1/3个空军大队的军事装备。武器禁运只不过使政府军队的全面进攻暂缓了几天而已。美国人希望帮助这个政府成为稳定亚洲的主要力量，但是这里却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内战战场。
蒋介石不打算理会马歇尔了，他甚至躲到了庐山，马歇尔为了解决问题，不得不九次上山。周恩来告诉沮丧的马歇尔，在国共谈判中，蒋介石只关心军队整编，这一点做到了，蒋介石就放心了，但是共产党人就不放心了，因为一切都没有了保障。
军事行动很快在东北展开。8月19日，政府军轰炸了延安。10月10日，政府军占领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二大城市张家口，随后蒋介石召开了国民大会，共产党和民盟都拒绝参加，在会上，张君劢的宪法草案被彻底修改，这是中国历史上施行英美式宪政的最后一次努力。
“和平死了。”梁漱溟听到张家口被占领的消息时说。
研究过1920年代到1940年代中国政治的钱端升早就判断说，在中国一旦一个军事派别取得了政治权力，政治上的反对党除了求助于武器之外，别无他途。
这是一个残酷的论断，但是争取和平的努力，以及在中国施行英美式宪政的失败无不印证了这一论断。在1946年，中国追寻现代国家的努力和梁漱溟、张君劢等自由主义者一起面临彻底失败。这种努力的前提是和平与共同价值标准的存在，但民国时代的中国并不存在这些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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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宪草》 1928年6月初，张作霖退出北京，途经沈阳皇姑屯时被日本人炸死，北洋军阀政府就此结束，历史进入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北伐战争的结束是军政时期的结束，训政时期的开始。但何时结束“训政”，开始“宪政”， 国民党一拖再拖。
1932年12月，国民党第四届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孙科等提议依孙中山《建国大纲》的规定，应从速起草宪法，召开国民大会，要“结束党治，还政于民”。 1933年1月，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对中央全体会议通过的25条原则经过研究，反复修改7次，完成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制定，于1936年5月5 日公布，因此又称《五五宪草》，其主要内容是：①确立五院制与总统实权制的政治体制；②在经济制度上实行“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③实行县级自治。由于日本人大举入侵，《五五宪草》尚未经国会正式通过就“夭折”了。
“一号作战” 从1944年4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年底、纵贯中国南北几千余里的大规模豫湘桂战役，是日本军国主义临终前回光返照似的最后挣扎。
日本自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未能速战速决打败中国且陷入持久战的漩涡，只能保持点（战略要点）和线（以交通线为主）的占领。日军还被分割成几块，始终不能形成完整的战略体，陆军主力深陷中国不能自拔，给日军转用兵力于太平洋造成极大牵制，导致太平洋兵力不继，不断失败。为此，日军企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将侵华日军各部分贯通起来，并联系被切断海上交通的南洋日军。另外，从中国大陆各个基地起飞的盟军飞机直接轰炸日军甚至日本本土，这意味着盟军同时可以对日本本土发动大规模空袭，这使日本异常恐惧，打掉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也是日本加速推行豫湘桂战役（日本称“一号作战”）的直接原因。
此次战役，就作战范围而言，由北向南绵延数千公里；就作战规模而言，打破了日军侵华以来的空前纪录。
创制权 指公民达于若干人数，得提出关于法律或宪法的建议案，其目的在于防止议会违反民意而不制定某种法律。
复决权 指议会所通过之法律案或宪法草案，公民有重行投票表决之权，其目的在于防止议会违反民意制定某项法律。
樊树志： 乾隆皇帝的另一面
乾隆皇帝的另一面
258期 发布日期 2006-04-13
《经济观察报》
樊树志
随着古装电视连续剧的热播，乾隆皇帝的形象也成天在我们眼前晃悠，他看起来似乎平易近人、善解人意、温文尔雅。“戏说”历史固然有趣，但“误导”的负面效应却不可忽略：一个历史上阴险狠毒、色厉内荏的独裁君主却被荧屏巧妙地掩饰了过去，以至于少不更事的孩子们居然认为以前的皇帝都很可爱。
历史上的乾隆皇帝，号称“十全老人”，有“十全武功”——发动了十次战争，穷兵黩武，劳民伤财，把“盛世”的家底耗尽，清朝在他手上由盛转衰。为了冲淡武夫形象，他极力附庸风雅，舞文弄墨，写了几千首诗，收藏历代书法精品，到处题字，彷佛是一个极有文化修养的儒雅之士。然而，在这迷人的表象掩盖下，他的另一面却是一个文化专制主义的狂热推行者。帝制时代的独裁君主都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而以清朝为最甚，清则以乾隆为最甚。这样说，决不是夸张。
文化专制的突出表现就是大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的诗文吹毛求疵，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上纲上线，动辄杀头抄家充军。文坛上，一片肃杀之气。康熙时，戴名世的著作《南山集》，被当局认为有“政治问题”，遭到严惩，主犯戴名世被杀头，株连亲戚朋友几百人。五十多年以后，乾隆皇帝再次旧事重提，利用“南山集案”大兴冤狱，杀害了71岁的举人蔡显，株连24人。
事情的起因并不离奇。蔡显的诗文集《闲闲录》出版以后，被邀功的小人揭发，说是其中有“怨望讪谤”之词。那么所谓“怨望讪谤”之词是什么呢？说来可笑，不过是蔡显引用古人《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诗的原意无非是说，红色的牡丹是上品，紫色的牡丹称为上品，是夺了牡丹的“正色”，是“异种称王”。如此而已。那些官僚们竟望文生义，强词夺理地指责蔡显含沙射影，“夺朱”是影射满人夺取朱明天下，“异种称王”是影射满人建立清朝。
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把这个案件上报皇帝，主张按照“大逆”罪，凌迟处死蔡显。乾隆皇帝仔细看了高晋和明德的奏折，以及随同奏折附上的《闲闲录》，下了一道圣旨，把凌迟改为斩首，同时对高晋、明德大加训斥。这是什么道理？难道他大发善心了吗？非也。原来他从《闲闲录》中找到了“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之类字句，以为蔡显是在发泄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而高晋、明德查办此案时竟然没有发现这类字句，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乎，他在圣旨中狠狠训斥这两个封疆大吏，是“有心隐曜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故意纵容包庇、同流合污，需要承担一部分罪责。因此把蔡显由凌迟改为斩首，意在警告大臣们，以后经办此类案件，务必处心积虑地收集罪证，不能有所遗漏。结果，蔡显和他的17岁儿子被处死，幼子及门生多人充军。原因就是一句吟咏牡丹的诗句，以及一句反映事实的大白话：“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
在大兴文字狱这点上，乾隆皇帝比他的大臣要厉害百倍。这从“字贯案”可以更加清楚。举人王锡侯，为了给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提供方便，把《康熙字典》加以精减，编了一本《字贯》。这种事情，在现在看来十分寻常。殊不知，这一举动在当局的眼中，已经属于“大逆不道”。因为，《康熙字典》是康熙皇帝“钦定” 的，王锡侯胆敢擅自删改，便是一大罪状。何况《字贯》没有为清朝皇帝的名字避讳，构成另一罪状。不但王锡侯遭到严惩，书板、书册全部销毁，而且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也因“失察”而治罪。
江西巡抚海成受到牵连是为什么呢？原来海成在向皇帝报告时，说有人揭发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在狂妄不法，建议革去王锡侯的举人功名。但他并没有细细审查《字贯》本身的文字是否有问题。乾隆却很细心，看了海成的奏折后，又仔细审查了随同奏折附上的《字贯》。发现事情并非寻常狂诞之徒妄行著书立说那么简单，他在《字贯》序文后面的“凡例”中发现，王锡侯居然把圣祖（康熙）、世宗（雍正）的“庙讳”，以及他自己的“御名”，也就是玄烨、胤禛、弘历之类，毫无避讳的开列出来。他认为这是“深堪发指”、“大逆不法”之举，应该按照“大逆”律问罪。但是，江西巡抚海成仅仅建议革去举人，大错特错。盛怒之下，他给军机大臣发去一道谕旨，狠狠训斥道：海成既然经办此案，竟然没有看过原书，草率的凭借庸陋幕僚的意见上报。而那些“大逆不法”的内容，就在该书的第十页，开卷即见。海成因此被革职查办，押送京城，交刑部治罪。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海成是贯彻乾隆的文化专制主义最为卖力的人，是各省禁书的始作俑者，备受皇帝信任，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自掘坟墓栽在查办文字狱的“失察”上。
王锡侯当然要按照皇帝的谕旨重新审问，留下审讯笔录十分滑稽，其中的片断如：
——官员问：你身为举人，应该知道尊亲大义，竟然敢于对圣祖仁皇帝钦定的《康熙字典》擅自进行辩驳，另编《字贯》一本。甚至敢于在编写凡例内把皇帝的御名毫无避讳的写出来。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你打的是什么主意？
——王锡侯答：因为《康熙字典》篇幅太大，我精减为《字贯》，无非是为了方便后生学子。书内把皇帝御名写出来，目的是要后生学子知道避讳，实在是草野小民无知。后来我发觉不对，就把书内应该避讳之处，重新改板另刻，现有书板可据，请求查验。
尽管如此辩解，既然皇帝已经说“人人得而诛之”，王锡侯自然难逃一死。
根据《清代文字狱档》，从乾隆六年到五十三年，有文字狱53起，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到处都充斥着以文肇祸的恐怖气氛，迫使知识分子远离现实，躲进故纸堆里讨生活。此外，人们似乎忘记了这样一点，乾隆时代由大兴文字狱进而发展到全面禁书、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就是一个禁书、焚书的过程，禁毁书籍达几千种。无怪乎一代宗师孟森要感叹：“明清之间著述，几遭尽毁”，“始皇当日焚书之厄，决不至离奇若此”！
透过历史的真相，以古为鉴，乾隆皇帝的另一面，难道可以用铺天盖地的“戏说”来加以忽略吗？
258期 发布日期 2006-04-13
《经济观察报》
樊树志
随着古装电视连续剧的热播，乾隆皇帝的形象也成天在我们眼前晃悠，他看起来似乎平易近人、善解人意、温文尔雅。“戏说”历史固然有趣，但“误导”的负面效应却不可忽略：一个历史上阴险狠毒、色厉内荏的独裁君主却被荧屏巧妙地掩饰了过去，以至于少不更事的孩子们居然认为以前的皇帝都很可爱。
历史上的乾隆皇帝，号称“十全老人”，有“十全武功”——发动了十次战争，穷兵黩武，劳民伤财，把“盛世”的家底耗尽，清朝在他手上由盛转衰。为了冲淡武夫形象，他极力附庸风雅，舞文弄墨，写了几千首诗，收藏历代书法精品，到处题字，彷佛是一个极有文化修养的儒雅之士。然而，在这迷人的表象掩盖下，他的另一面却是一个文化专制主义的狂热推行者。帝制时代的独裁君主都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而以清朝为最甚，清则以乾隆为最甚。这样说，决不是夸张。
文化专制的突出表现就是大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的诗文吹毛求疵，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上纲上线，动辄杀头抄家充军。文坛上，一片肃杀之气。康熙时，戴名世的著作《南山集》，被当局认为有“政治问题”，遭到严惩，主犯戴名世被杀头，株连亲戚朋友几百人。五十多年以后，乾隆皇帝再次旧事重提，利用“南山集案”大兴冤狱，杀害了71岁的举人蔡显，株连24人。
事情的起因并不离奇。蔡显的诗文集《闲闲录》出版以后，被邀功的小人揭发，说是其中有“怨望讪谤”之词。那么所谓“怨望讪谤”之词是什么呢？说来可笑，不过是蔡显引用古人《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诗的原意无非是说，红色的牡丹是上品，紫色的牡丹称为上品，是夺了牡丹的“正色”，是“异种称王”。如此而已。那些官僚们竟望文生义，强词夺理地指责蔡显含沙射影，“夺朱”是影射满人夺取朱明天下，“异种称王”是影射满人建立清朝。
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把这个案件上报皇帝，主张按照“大逆”罪，凌迟处死蔡显。乾隆皇帝仔细看了高晋和明德的奏折，以及随同奏折附上的《闲闲录》，下了一道圣旨，把凌迟改为斩首，同时对高晋、明德大加训斥。这是什么道理？难道他大发善心了吗？非也。原来他从《闲闲录》中找到了“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之类字句，以为蔡显是在发泄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而高晋、明德查办此案时竟然没有发现这类字句，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乎，他在圣旨中狠狠训斥这两个封疆大吏，是“有心隐曜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故意纵容包庇、同流合污，需要承担一部分罪责。因此把蔡显由凌迟改为斩首，意在警告大臣们，以后经办此类案件，务必处心积虑地收集罪证，不能有所遗漏。结果，蔡显和他的17岁儿子被处死，幼子及门生多人充军。原因就是一句吟咏牡丹的诗句，以及一句反映事实的大白话：“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
在大兴文字狱这点上，乾隆皇帝比他的大臣要厉害百倍。这从“字贯案”可以更加清楚。举人王锡侯，为了给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提供方便，把《康熙字典》加以精减，编了一本《字贯》。这种事情，在现在看来十分寻常。殊不知，这一举动在当局的眼中，已经属于“大逆不道”。因为，《康熙字典》是康熙皇帝“钦定” 的，王锡侯胆敢擅自删改，便是一大罪状。何况《字贯》没有为清朝皇帝的名字避讳，构成另一罪状。不但王锡侯遭到严惩，书板、书册全部销毁，而且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也因“失察”而治罪。
江西巡抚海成受到牵连是为什么呢？原来海成在向皇帝报告时，说有人揭发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在狂妄不法，建议革去王锡侯的举人功名。但他并没有细细审查《字贯》本身的文字是否有问题。乾隆却很细心，看了海成的奏折后，又仔细审查了随同奏折附上的《字贯》。发现事情并非寻常狂诞之徒妄行著书立说那么简单，他在《字贯》序文后面的“凡例”中发现，王锡侯居然把圣祖（康熙）、世宗（雍正）的“庙讳”，以及他自己的“御名”，也就是玄烨、胤禛、弘历之类，毫无避讳的开列出来。他认为这是“深堪发指”、“大逆不法”之举，应该按照“大逆”律问罪。但是，江西巡抚海成仅仅建议革去举人，大错特错。盛怒之下，他给军机大臣发去一道谕旨，狠狠训斥道：海成既然经办此案，竟然没有看过原书，草率的凭借庸陋幕僚的意见上报。而那些“大逆不法”的内容，就在该书的第十页，开卷即见。海成因此被革职查办，押送京城，交刑部治罪。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海成是贯彻乾隆的文化专制主义最为卖力的人，是各省禁书的始作俑者，备受皇帝信任，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自掘坟墓栽在查办文字狱的“失察”上。
王锡侯当然要按照皇帝的谕旨重新审问，留下审讯笔录十分滑稽，其中的片断如：
——官员问：你身为举人，应该知道尊亲大义，竟然敢于对圣祖仁皇帝钦定的《康熙字典》擅自进行辩驳，另编《字贯》一本。甚至敢于在编写凡例内把皇帝的御名毫无避讳的写出来。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你打的是什么主意？
——王锡侯答：因为《康熙字典》篇幅太大，我精减为《字贯》，无非是为了方便后生学子。书内把皇帝御名写出来，目的是要后生学子知道避讳，实在是草野小民无知。后来我发觉不对，就把书内应该避讳之处，重新改板另刻，现有书板可据，请求查验。
尽管如此辩解，既然皇帝已经说“人人得而诛之”，王锡侯自然难逃一死。
根据《清代文字狱档》，从乾隆六年到五十三年，有文字狱53起，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到处都充斥着以文肇祸的恐怖气氛，迫使知识分子远离现实，躲进故纸堆里讨生活。此外，人们似乎忘记了这样一点，乾隆时代由大兴文字狱进而发展到全面禁书、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就是一个禁书、焚书的过程，禁毁书籍达几千种。无怪乎一代宗师孟森要感叹：“明清之间著述，几遭尽毁”，“始皇当日焚书之厄，决不至离奇若此”！
透过历史的真相，以古为鉴，乾隆皇帝的另一面，难道可以用铺天盖地的“戏说”来加以忽略吗？
Wednesday, June 28, 2006
秦晖：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转载)
秦晖: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
261-262期 发布日期
在杭州召开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上，各界人士本着“和谐社会，从心开始”的主题，着重讨论了佛教的合作、社会责 任及其和平使命。佛教因为其自身的独到优势，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完成了与现实政治的结合、与传统文化的结盟、与精英士大夫的共鸣、与百姓生活的融合。今天， 人们期待这场召开在现代社会的宗教大会能继续光大佛教的社会功能：尊重现世的秩序，并且教导人们尊重世俗的秩序。
这次论坛可以视为一种文化潮流的继续。近年来，一些人士开始再次从传统文化中寻求精神资源，并把它标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良方。先是2004年由语言学家许嘉璐、科学家杨振宁、国学家季羡林、哲学家任继愈和文学家王蒙等人发起签署的《甲申文化宣言》，然后是2005年的国学热，再然后是蒋庆、康晓光等学者大力宣扬“儒教国教”说，并且身着儒家衣冠祭孔。
这一文化潮流，体现出百家争鸣、文化多元的特征，这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必备条件。在现代化的国家中，文化取向也是公民的私事，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 准。但是有一个历史现象应该值得我们反思：在近百年来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中，传统文化一直被贴上种种似是而非的标签，引致一场又一场争论：人们曾经控 诉传统文化束缚个人自由，并且阻挡民主与科学的进展，弃之如敝履；现在又认为传统文化中能够寻找到构建现代社会的精神资源，进而奉若神明。
社会学、文化学、民俗学的学理讨论当然富有价值，这本身就是文化多元、学术自由的表现。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世界各国进入现代化的历史已经表明，文化差异 并不影响普世价值观的形成，而传统文化既不能代替现代社会的制度架构，同时也不必然是制度建设的掣肘。妨碍我们理解和走向现代社会的往往是把“制度”问题 偷换成“文化”问题的思维定势。
经济观察报：当下，人们热衷于探寻文化的特殊性，来解释历史变革和制度转型的国别差异，但是您却始终反对“文化决定论”，能说说理由吗？
首先我“反对文化决定论”的“文化”是有明确定义的，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特殊价值偏好，它表现为一系列选择性的“爱好”。而这与“能不能选择”决不可混为一 谈。这就是我总结的：“选择什么”是文化，“能否选择”是制度。比方说，我爱吃中餐你爱吃西餐是文化之别，但饮食专制与饮食自主就是制度之别了。所以同样 是一个吃中餐一个吃西餐，是否算文化之别就不一定：如果两边都是出于各自饮食爱好，那当然就体现了不同的“饮食文化”。但如果是我爱吃中餐，你却在“牛不 喝水强按头”的情况下吃西餐，那能说有什么“饮食文化”之别吗？
同样道理，汉族蓄发、满族剃头留辫是文化之别，但蓄剃自由和“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决不是文化之别。喜欢缠足和喜欢隆乳是文化之别，但强制别人缠足和 自己选择隆乳就不是文化之别。我信基督你信儒家（或佛教、伊斯兰教等）是文化之别，但信仰自由、政教分离与异端迫害、神权专制就不是文化之别。推崇能人和 推崇贤人是文化之别，但是否出自大家自由表达的推崇（即自由选举还是强权政治）就不是文化之别。
我主张“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所以我并不爱吃西餐，但决不赞成查封麦当劳。我并不认为满族剃头留辫有什么不好，但清初的剃发令绝对是野蛮而汉族的反 剃发斗争则可歌可泣。我并不认为隆乳就比缠足“进步”，清初与剃发令同颁的强制“放足令”也绝非善政，但五四前后弘扬自由个性的放足运动则无疑是大进步。 我赞赏如今不少人宣传儒家，但坚决反对立儒教为“国教”并把反儒的思想贬为异端。我也推崇贤人，如果孟子来竞选，我很愿意投他的票，但我坚决反对以“仁 政”为旗号排斥自由民主——仿佛中国人只要一有了自由就会抛弃儒家、只要民主选举就会把行仁政者轰下台而选个暴君来虐待自己。难道儒家在中国就那么招人嫌 恶？中国人就那么不知好歹？可见说这种话的人不是在诽谤中国人就是在诽谤儒家，这种人居然宣称是在“弘扬中国文化、弘扬儒家”，实在是国人的悲哀、儒门的 悲哀。
所以我反对“文化决定论”。这个反对包含三层意思：第一从认知上讲：只有对拥有同样选择自由的人才能真正明白他们到底选择什么并且议论这些选择的好坏。在 “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条件下你怎能弄清某人是否真的爱吃中餐或者西餐？更不用说去妄评这些爱好的好坏了。没有民主选举你怎么知道人们是偏爱能人还是偏爱贤 人？更不用说对这类假定的偏爱妄加议论了。因此我对在不同的制度平台上能否进行“文化”识别，乃至开展“文化比较”研究，在方法论上就持怀疑态度。我想这 样的比较也许在民俗学层面还是有意义的，但拔高到“国民性”的层次就极为可疑。所以我以为作为一个严谨的学术人，与其搞那种前提不明逻辑混乱随意性极大的 “文化比较”，不如做真正可实证可辨析的制度比较。
第二从价值观讲，我如前所述，主张“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中餐西餐可以各有所爱，但饮食自由无疑比饮食专制好。基督教与儒家各有千秋，但信仰自由、 政教分离当然比异端迫害、神权专制进步。崇贤与崇能可以见仁见智，但统治者是否贤、是否能，都应当由公众来评判、挑选而不能强权自封。
第三从因果方面讲，上述“文化”与“制度”并无对应关系，也很难说有什么因果逻辑：不能说吃中餐就会导致饮食专制而吃西餐就会有饮食自由；也不能说重视道 德的人就会比重视才能的人更爱好独裁或民主；西方基督教国家今天通行信仰自由，可是当年他们的宗教审判与神权政治也不比今天的一些国家弱。
经济观察报：人们一直探求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一直在现代化的门槛前徘徊，一会儿是制度，一会儿是文化，我们可以得出答案吗？
“制度”既然有优劣，那么它们由劣而优的改进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大概就是你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一直在现代化的门槛前徘徊？”但我 想，这个问题的提法就可以商榷。事实上全球绝大多数民族的现代化过程都十分艰难。过去史学界有人说：应当研究的不是中国有什么“长期停滞”的特殊性，而是 西欧为什么在两百年前能先行一步。因为如果与西欧以外的大多数民族相比，我们未必显得“停滞”，甚至与三百年前的西欧相比，谁显得“停滞”也难说。但是即 便说“特殊”的不是我们而是近代西欧，这个“特殊”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我刚才讲制度是有优劣的，也可以讲是进步或落后。但这里讲的落后和进步是一种价值判断意义上的相对“好坏”，这里首先要坚持一种普世性的人文主义立场，要 相信评判历史是有是非可言的，不能以文化相对主义为理由否定优劣判断。但是，普世性道义立场决不等于“落后变先进的客观规律”。相对坏的东西被相对好的东 西取代，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应当”的，但不是“必然”的。
有人问：为什么民主制度在西方建立了，在有些地方却没有建立，是不是某种“文化”就决定了他们“必然”会民主而我们“必然”不会？或者如果我们不持文化决 定论而改持普世性历史决定论，是否就像我们以前的意识形态讲的：全人类都“必然”走上某种金光大道，只有先后的不同？这类问题可以归结为更一般的问题：历 史过程究竟可不可以建立因果解释?我们知道在世界上这一直是有争论的。关于历史学，最悲观的说法是历史不仅无法解释其所以然，甚至无法说清楚其然，由于每 个人的价值偏见，“客观叙述历史事实”都不可能，更何谈解释为何出现这些事实了。而最乐观的说法则认为历史不仅能够叙述，还可以“科学地解释”，我们不仅 能够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还能“证明”其由于某种原因而“必然”会发生，而且在逻辑上，根据这种因果必然性的外推，还应当可以预言未来将发生什么。
我当然不是最悲观者，我以为人们虽不敢说能完全摆脱偏见，但尽量追求客观叙述与不负责任地编“故事”还是根本不同的，前者虽不能使我们得以“还原客观”，至少应当使我们能够不断逼近于客观。因此我们说历史是可以说清楚的，也就是说历史是可以叙述的。
那么，历史能不能解释?关于这一点，我的回答是：历史是可以解释的。生活中很多例子的确表明，许多现象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们是有源头的。历史的 发展是一个演变的过程，这演变过程是有某些因果关系起作用的。因此经济学界才造出一个名词叫“路径依赖”，而历史学中也有了年鉴学派，这一学派的大师布罗 代尔认为，比如欧洲现代的历史，不是决定于拿破仑时代，而是决定于欧洲史前先民，在原始洞穴中画画的那些人，洞穴图画中反映出来的那些人的性格类型就决定 了欧洲会走向今天的状况。布罗代尔没有用“客观规律”的说法。但老实说，这段话说的比马克思说的还绝对，马克思还没有决定论到这种程度。
而我反对这种说法。我的确认为历史是可以解释的。所谓解释就是肯定历史中的很多事情并不是纯出偶然，而是有因果关系可寻。但是，我认为由于历史的主体是有 主观能动性的人，而不是没有意志的物理变量，因此历史中的因果关系，不同于物理过程中的因果关系。历史过程中的因果关系从本质上来说，只能是一种可能性 （哪怕是非常大的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一种事情的发生“很可能”导致某种结果，但你很难说“必然”导致某种结果，尽管这个可能性也许很大。换言之，历史 是一个值得探究的因果链。但这因果不是必然性因果，而是概率性的因果。
而明白了历史因果的概率性，就可以推论：任何概率小于1的因果，无限多次相乘后总的乘积都会趋近于零。而这个总乘积就是由所有这些事件构成的长时段历史过 程的因果链意义上的总概率，显而易见，这意味着即便每个单独事件发生的因果概率都很高，整条因果链的总概率也将是微不足道的。举例而言：如果事件A导致事 件B的概率为80%，事件B引起事件C的概为80%，那么事件A导致事件C的总概率仅为64%，如果事件C再导致事件D，以及E、F、G等等……由A算起 的总概率只会越来越小。因此从一个长时段的无限连接的因果链来看，总概率几乎趋近于零。
所以我怀疑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史观，而认为历史因果链只在短时段有意义，时段一长，意义就会递减。美国思想家悉尼·胡克有句名言：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我对此很有同感。
经济观察报：照这样说来，中国现代化步履艰难就是没有原因的了？
不是没有原因，但是“原因”也还有原因，是否可以一直追溯下去，找到“终极原因”？技术上似乎不是不可以，但是我确实怀疑这种追溯的意义。
概率性因果的意义随因果链的延长而递减，不仅人文社会过程是如此，历来强调必然性因果的自然科学如今一旦在耗散结构、混沌理论等当代发展中承认随机涨落等 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后，也会导致类似结论。混沌理论中有一个经典的命题：北京的蝴蝶扇动翅膀，会在纽约引起龙卷风！这个著名命题在现代物理学中常常被用来否 定传统的决定论（常被贬称为“拉普拉斯之妖”），强调“随机涨落”即偶然性的重要。但完全陷入偶因论，我以为也是过分了。实际上谁都知道北京有许多蝴蝶， 它们经常在扇动翅膀，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与纽约的天气可以认为是毫无关系。
我现在换个角度，不是以这个命题来强调“随机涨落的重要”，而是以它来说明因果有意义但这种意义是随链条的延长而递减的。请看：北京的蝴蝶扇动翅膀，就会 在蝴蝶周围极小尺度内“引起”环流改变。可以说，如果尺度设定得足够小，这种改变的发生几率是很大的，几乎可以接近于“必然”。
而这种变化又会引起更大范围的环流变化，如果这个范围比前一尺度放大得很有限，那么这个几率也会很大。依此类推，由此形成一系列的因果变化，最终在因果链的末端导致大范围的环流变化，甚至在纽约引起一场龙卷风。
当然，实际上没有任何气象学家会真的把纽约的某次龙卷风归因于北京的蝴蝶。为什么？因为像这样一个因果过程，如果你考察每一次因果来说，概率都是很大的。 但是所有这些因果链连在一起，总概率就会变得很小。因此北京每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只蝴蝶在不停地扇动翅膀，但是纽约发生龙卷风的概率却是微乎其微，完全 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我们看历史过程，也要这样看：虽然历史进程的每一步都可以进行因果分析，作出十分理性的解释。但从长时段的角度说，历史过程是“没有原 因”的；它不仅谈不上“必然性”，甚至或然如此的几率也不能估计得有多大。我们应该承认：历史不仅没有什么全人类发展的普遍性客观“必然规律”，也没有某 个“文化传统”基因遗传的必然程序。历史的长河，是人们一次次在各种机遇、各种可能性面前进行选择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每个“文化”，每一代人乃至每个 人都对历史负有责任，或者说都是自己对自己负责的。
基于同样道理，历史学可以解释既往，包括久远的既往，但很难预测未来，尤其不能预测久远的未来。这里我可以提到一件趣事：1934年，是农历甲戌年，中国 知识界一份著名的杂志（应该是《东方杂志》）曾约请当时一批著名学者著文预言60年（农历一个甲子轮回）后中国是什么样。大家知道那时是盛行“科学主义” 的，人们相信掌握了“科学”的人就可以比较准确地根据什么“发展规律”判断未来。而当时写文章的可以说是“科学”翘楚，应该是最有预言能力的了。到了 1994年正好60年过去，当时《东方》改版，有人就想起这段故事，看到当年的“预言”，真有“谬以千里”之感！于是他想在这一年的《东方》上做一期 “60年前预言与今天的现实”，并且再发起1994年人们“预言60年后的中国与世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策划没有实施。但我想如果实施了，60年 后人们看到的误差，大概不会比上一次预言小！1960年代我们小时候最喜欢读的一本书是《科学家谈21世纪》，至今还记忆犹新。如今我们真的生活在21世 纪了。大家可以再把那本书找来看看，那些所谓“科学”的预言实现了多少？那还只是预言30多年后啊！300年呢？谁能预言300年后是什么样？
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的某些决定，某些选择，在明年或后年对中国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对于300年后的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说的清楚。但 是，300年后的中国人回顾这段历史，他们会说今天的某些事情是300年前某些事情的结果，然而你要把这个过程倒过来，根据今天的“因”判断300年后要 发生的“果”，几乎绝无可能。为什么？
因为300年以后的人们说我们今天比如2006年的某事导致了那时的什么结果，他们是就已经实现的因果链作出叙述的。但是在这链条的每一环节都还有许多可 能的因果，可能连接着别的链条，而它们就被略去了。300年后的人们有理由略去它们，因为它们并未成为现实。但是今天我们凭什么断定它们就不可能成为现实 呢？没法断定！任何这样的断定，随着此后因果链的延长，其实现的概率都会变小，乃至趋近于零。而且这样的局限不太可能因人们“科学认识”水平的发达而克 服。1934年的科学家预言未来的能力并不比1734年的人更大，我们又怎么敢说比1934年的人强到哪里去！所以说，300年后的人们可以振振有词地回 溯这300年实际发生的因果过程，说这一切都不是无源之水。但对他们而言作为“源”头的我们却不可能预言这“离源之水”将会流向何方。
同样道理，如果我们把公元1000年的西方和中国的历史横截面作为一个起点进行纯逻辑的因果推演，没有人能推出谁必定能进入所谓的“现代化”、谁又必定与 现代化无缘，甚至谁会先进入现代化，也未必可以断定。尽管现在我们在谈西方现代化过程时，完全可以把那一段历史作为现实中已经存在的经验事实来建构因果链 条，从而作出一系列解释来描述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起源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起源于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起源于“罗马法个人主义”，起源于古希腊人 的理性精神或者希伯来的终极关怀等等。这些话都是有理由的，但是这些理由都是经验意义上的理由。任何人都很难说，其中哪个理由就决定了西方人“必然”建立 起近代文明，同时也很难说，其他民族比如中国人就注定不能建立。明清以来中国落后了，对此应当负责的是雍正、乾隆这些当时人与万历、崇祯这些近古人。我们 不能一方面以孔夫子或者秦始皇造成的“文化传统”来为近代中国的多灾多难负责，另一方面却把身后不久即乱世的清代诸帝说成个个圣明——像今天的时髦说法那 样。
经济观察报：近代的落后，应该是以正在被我们美化的清代统治者的责任为主，那么未来中国的兴衰，责任就在我们这代人？
的确。根据同样的道理最后我要说，中国的今天不管是好是坏，应该对此负责的主要是现代人，其次是近代或明清时代的人，孔夫子和秦始皇不管是好是坏，我认为 他们的责任是无关紧要的。反过来说，未来的中国是好是坏，主要的责任者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活着的各位。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未来、我们所有人对中国未来的好 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未来中国的好坏不是取决于孔夫子和秦始皇，甚至也很难说取决于马克思等等，就取决于我们此时此刻的选择。
综上所述，从普世的人文主义立场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的许多人和事物是可以给予价值判断的，它们有好坏、善恶之分（当然不能简单化为好坏两极），用历史学的行 话说也可以称为“进步”与“落后”之分。在这里我们要反对那种混淆是非、不管黑白的犬儒主义历史观或曰历史的价值相对主义，也反对导致这种价值相对主义 的、鼓吹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文化相对主义”。我们在承认民族性无优劣的意义上承认文化相对主义，但这只能意味着“无优劣的（民族标志）就是文 化”，而不能把有优劣之分的东西（例如“制度”）说成是“文化”并进而运用相对主义把它说成是无优劣的。
但是，价值上有优劣之分，不等于客观进程中存在着由劣到优的“客观规律”，当然也不存在反向的“客观规律”。换言之，作为“客观规律”的历史进化论与历史 倒退论或历史循环论一样都是不成立的。事情可能由好变坏，也有可能由坏变好，这取决于作为进程参与者的人们的选择——是他们，而不是别人对此负有最大的责 任。当然，他们的选择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完全自主，但也决不能说他们似乎只是“普遍的客观规律”或“特殊的文化基因”下的程序机器。他们的选择概率地而非 必然地受制于已有的“前因”，因此直接造成这些前因的人、即过去的选择者也有间接的责任。对于“前因的前因”依此类推，前人的责任也相应地越来越间接以至 于近乎无意义。以这种“近乎无意义”的终极前因来开脱自己的责任是不对的——这个历史观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直面历史、就是“自己为自己负责的历史观”。
经济观察报：在寻求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喜欢把处在所谓“儒家文化圈”中的新加坡、韩国这样的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说成是儒家式的现代化，其实它们有多少真正的儒家色彩？正如您曾经提到的，人们惯常使用一些“文化”符号，而它的真实含义事实上已经大相径庭。
韩国我不敢妄言。至于新加坡，到过新加坡的人都知道：这个国家虽然统治者是华人，但文化上绝对是“去中国化”的。它虽未明说，但实际上实行的文化政策是: “承认英马华印四元文化，以英为首，马华印平等居次”，绝不承认华文化有任何特殊地位。新加坡承认四种合法语言，但实际上只有英语是“官方语言”，占人口 80％的华人与占人口不到10％的印度人的母语一样只有民间语言的地位。新加坡的正规教育几乎是英语教育一统天下，政府与公共服务系统基本都使用英文。新 加坡的公共传媒也高度英语化，中文媒体几乎只有《联合早报》硕果仅存。殖民时代一直存在的中文大学（南洋大学等）在李光耀时代反被取缔。如今在新加坡只有 “牛车水”这样老华人聚居的社区华文华语还像“小印度”这样的社区中的泰米尔语文那样流行，而在主流社区，例如国立大学一带，即便人口构成上华人仍绝对居 优，也几乎看不到中文、听不到汉语。其“中国文化”的色彩绝不比韩国的首尔或越南的胡志明市更浓，而绝对比台港乃至欧美各地的华埠淡得多。即便在保留传统 中国道德伦理方面，新加坡也远远不比台港，只是与大陆文革式的“传统毁灭”相比，新加坡华人的传统道德还算有所保留，但也未必比该国马、印人对自己的传统 保留得更多。
显然，独立后的新加坡掌权者虽然是华人，但文化上的“去中国化”绝对比殖民时代走得更远。也许在制度上李光耀的家长式政体具有中国传统渊源，但是马来、印 度乃至欧洲人在中世纪时代不也具有类似的特点吗？说李光耀搞的是专制资本主义还可以，说它是“法家资本主义”（秦始皇式的而不是孔孟式的资本主义）也还有 点像。但说这是“儒家资本主义”，除非你认为专制就是儒家、儒家就是专制两者完全是同义词，否则新加坡的资本主义怎么会比“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 “浸浸乎三代之遗意矣”（晚清儒臣徐继畬评论美国的话）的民主国家更“儒家”？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在这里批评新加坡而只是在陈述事实。也许新加坡的这一套对其国情而言是有道理的。作为一个经历过长久殖民统治、立国后又一直在周边具有排 华历史传统的世界中生存和发展的华人孤岛，新加坡的选择可能是“最不坏”的：那里的华人之所以接受了家长式统治，与其说是基于“儒家传统”不如说是基于在 排华的世界包围中为安全牺牲自由的考虑——这种考虑倾向于认可铁腕强人以抗衡外部威胁。而李光耀之所以搞“去中国化”与其说是因为他对汉语汉文有成见，不 如说是他在有意淡化这个国家的华人色彩以降低周边世界的敌意与猜忌。而且它这个“专制”的程度也无法与中国本土曾经有的专制比，说是开明专制也可以吧。开 明专制的治绩也许是可以肯定的。但它与儒家究竟有何必然联系？开明专制并不等于“儒家”，正如俾斯麦、叶卡捷琳娜等人不是儒家一样。李光耀的确是个杰出的 政治家，但说他像孔孟，绝对不如说他像俾斯麦更合适。
Thursday, June 22, 2006
孟雷：信仰的历史与边界 （转载）
信仰的历史与边界 （转载）
《经济观察报》
261-262期 发布日期
孟雷
人间佛教
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半月前在杭州闭幕，暮春三月，草长莺飞，五洲十方的大和尚善知识想必心情愉悦。有人说，中国这个无神论国家怎么会开这样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大法会呢？实际情况是，虽然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信仰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政党，但是对于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来说，宗教信仰的自由从来没有从法律上被剥夺 过。特别是佛教，虽然在文革前后的一段时间，它与其他宗教一样曾经受到压制，和尚还俗、尼姑嫁人不是新闻，但是一自大地微微暖风吹，最先回暖的仍然是它。 很快的，“天下名山僧占多”的景象又重现东胜神州。
有什么因结什么果，能与中国有这样的法缘，佛教至少得益于这样的因：
佛教没有侵略性，与使中国人民深受苦难的近代殖民主义毫无瓜葛；
佛教尊重现世的秩序，并且教导众生尊重世俗的秩序。于是，皇帝建庙不甘僧后，天下的“敕建护国禅寺”不知凡几。至近代太虚和尚及
佛教逐渐的“本土性”——自佛教东传以来，与传统的中国文化结合日密、互相影响，比如出现了旨趣可上追佛典但形式已然汉化的禅宗、藏化的密宗，又比如很多后世学者认为，虽然朱程诸子竭力撇清，但佛教与儒学的交汇催生了宋明理学；
大乘佛教标榜的为大家而出家、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丈夫、真男子精神，与虽千万人吾往矣、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儒家道统，恰似互为表里，在中国这两者实现 了完整的互补与和谐，有宋以来共同构成了很大一批中国士大夫的信仰、道德、价值指归，两者共同的救世情怀与“也作得也放得”的洒脱，完美的体现了精神与俗 世、信仰与手段、目标与道路的在在同一。至近代，章太炎曾强调“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梁漱溟、陶行知等大儒也提倡“以出家的精神，做人间的事 业”；
而常念观世音即可避祸、常颂阿弥陀佛即保往生的“简易”法门，使佛教已成为非常广大老百姓的“生活宗教”。
这样，佛教在中国完成了与现实政治的结合、与传统文化的结盟、与精英士大夫的共鸣，与老百姓生活的融汇，佛法必兴盛于东土的预言实现了。
但是，我们必须说但是，中国佛教、人间佛教曾经解决了红尘里中国的现实问题吗？我们无法不谈现实，因为众生大多还是现实之人、俗世之人，而传统的中国恰恰 又是一个异常“现实”的社会——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无神论国家，但是，中国更从来不是一个有神论国家，作为国家而言，我们从未有过也从没设想过拥有一个共同 的宗教层面的信仰。
中国式信仰
我们的皇帝每年祭天地祭祖宗，地方官上任要祭城隍、不下雨或出河工要祭龙王，老百姓叩拜的牌位上是“天地君亲师”、灶王爷、土地公，戏子拜的是唐明皇，木 匠瓦匠的神灵是鲁班先师，渔民要靠妈祖娘娘保佑，军人和一切与武力相关的职业则共同信奉着关帝老爷，士人赶考不会忘记去文昌阁求一支签问问题目，黄大仙胡 大仙则长期活跃在广袤的乡村。
我们崇信忠臣孝子，他们会死后成神并能保佑地方，他们一般会成为就义地或家乡的城隍，如抵抗安禄山壮烈而死的张巡就成了睢阳的城隍，史可法则是扬州的城 隍。到解放前，张天师仍能封授各地城隍，我大约记得曾封给过出川抗日的烈士，当然也可捐来，如同世俗的捐官，不知现在南迁台湾的天师府是否还继续执掌这个 权柄。
我们崇信文化，以及一切与文化相关的事物，比如字和字纸，我还记得小时候在济南曾见过的化纸炉，还曾经写过一篇小文。在解放前，一般而论，城隍庙的门前都 会有一个铜炉，叫做“化纸炉”，一人多高、宝塔形的那种，上面阳文铸着“敬惜字纸”四个字。一般人家，有字的纸尤其是书报残张不会随意丢弃或包杂物，而是 积起来送到城隍庙去“化掉”，也就是去铜炉烧掉。有两类人，是逐日的都在做这个事，走在路上见到有被弃的字纸，小心收好后送去城隍庙烧化。其中一类是自己 或家人有眼疾，如白内障、青光眼；又有一类是本身一辈子不识字的人或家里有子弟在读书求学的人家。有眼疾的人，他信这样可以积福报，能够去疾复原；另一类 人则相信，这样可以感动神明，给家人子弟或自己来世求得读书识字的机会。
除了被认为是明显的邪教，中国不曾公开禁止过任何的宗教。犹太人渡海而来，宋朝皇帝赐地建庙，尽管徽宗是个著名的道教徒；穆斯林东来，皇帝赐地建寺；基督 徒东来，皇帝赐地建教堂。只要教士“人颇恭顺”，教义“不悖人伦”，中国皇帝和老百姓不曾拒绝过任何宗教。近代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与基督教的冲突，仍肇始于 认为其“惑乱人伦”——老子儿子怎能拜同一个“神仙”为“父”呢？婆婆媳妇怎么就成了“主内的姐妹”？这样的问题不说清楚，最重礼法人伦的中国士绅和老百 姓是不答应的，根本就顾不上参究透彻其教义了。
我们拥有着如此众多的神明，涵盖了大地上的河岳、天空中的星宿、历史中的先贤、外国来的圣人，我们似乎从不缺乏信仰。但是，若论及宗教与信仰给中国带来了 什么，则似乎了不可觅。在中国的传统中，信仰从来就是为了使信众以更能合乎“既定”的世俗规矩去生活而存在，“圣人以神道设教”为的是使人民归化于“既 有”的世俗秩序和规矩。扯远一点，保镖的与劫道的都拜关老爷，好处是“人不亲艺亲，艺不亲祖师爷亲”，则你不捉我见官、我不劫你镖银，都为讨生活，如此而 已。不是以信仰去指引生活，而是使信仰从属于生活，则信仰不会带来任何新的对生活的发现。所以加尔文看圣经看出了新教伦理，看出努力挣钱不是罪过、努力工 作就是荣耀上帝，发展出资本主义；中国人看圣经，则觉得与儒籍无异，不外教人恭顺、忍耐、兼爱、贞洁、遵守秩序，都已是我中国既有的教化。有意思的是，天 主教士利玛窦初到中国，也是靠这套糊弄了过去，绅士们看他像个游方和尚，他大摇其头说“吾，西方儒也”，你看我教人的东西不是与你们无二吗？看着果然如 此，于是有了朋友和在中国最早的信众。
那么几成中国第一宗教的佛法呢？除了不识字的老婆婆也会念叨的要慈悲外，几乎完全成为了历史的点缀。做了皇帝的萧衍一辈子崇信佛教，三次舍身入寺当和尚， 举国崇佛，但到老却被想着早当皇帝的子侄勾结叛军给饿死，而且这不妨碍新皇帝继续念佛。慈禧信佛，人人称呼老佛爷，当时的中国又如何？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 笃信佛法，吃鸡蛋也要听人讲明是素鸡蛋（未受精）才吃，新华门外手下人却打死著名的“刘和珍君”等等一大堆的学生。唐生智的军队号称“佛军”，人人念佛、 戴佛陀像章，人问起为何，说是信了佛就能提高战斗力，果然杀走了另一派军阀。说这些是为了“谤佛”吗？当然不是。佛法便是好佛法，奈何在历史中的中国，无 论什么信仰，宗教的虔诚从来没有敌得过现实的计较，大德频现而大贼频出，佛教能附会出白莲教，基督教能衍生出洪秀全。怀异心者不时借宗教而起事，执政者则 偶尔冀望宗教能致天下以顺服，如此生生不息。
但是，也正因如此，却尤其使我们开始认识到，宗教中必然有着可宝贵的一些东西，否则在它们既不可能主宰历史的走向又不可能改变我们的现实社会生活的状况 下，为什么仍然能香火绵延数千年、信仰传播亿万众？是宗教能够启发出潜藏于人类心底最深处的敬畏之心、感恩之情、和谐之理想以及对超出世俗生活的终极意义 的追求吗？一时恐难说得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宗教的意义确实不是简单片面的“麻醉人民的鸦片”。在今天的中国，能有世界佛教论坛这样千年不遇的大结集、 大法会，除了体现宗教政策的日趋开明之外，不是很能说明“信仰”这种巨大的心灵力量本身的生命力吗？
信仰之外还需什么
有追求不妨自有信仰始，但是仅止于有信仰对人类社会就足够了吗？信仰可以带来使命感、道德感，可以完善内在人格，但这必须建立在好的能够助人向善的社会环 境中。对于西方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领先，始终有论者认为是信仰的胜利，是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伦理作用于欧美社会的结果。但是实际上，依我们的浅见，应该说 是宗教信仰、罗马法与远追希腊的公民社会传统的胜利。舍弃后两者，单纯的宗教在波诡云谲的社会政治经济行为面前，仍将如同于历史上的宗教在中国，将彻底成 为历史的点缀。
宗教信仰的确能衍生出道德信条和处世方式的一般规范，在欧洲，基督信仰与东方的佛教曾共同生发出在终极意义上“众生平等”的理念，在耶稣的眼里抹大拉的玛 丽亚并不比向她扔石头的人更不纯洁，他还应许与他同时受刑的两个强盗同往天堂。但是，欧洲的宗教史也有着不光彩的一页，事实上的政教合一曾使基督宗教由被 压迫转而变为压迫者，并一直持续到14世纪。这之前的欧洲，宗教在使人有道德感的同时，只凭它自己的力量，并不能使人在现实生活中坚固的保有道德——它可 以制造一些真正的顺民，但并不能给公民以民主；它追求终极意义的平等，但不能给百姓以平权；基于教义中无差别的“神爱”，你可以思考作为同样的“被造 者”，应有与他人同样的、人生而享有的权利，但现实中却注定要做一个放弃自由表达的犬儒——当这样的时候，当身处一个王权无边而私权杳然的集权社会中，恭 顺、忍耐、服从、谦卑等等本来产生于信仰的道德，对于一个思想者来说，毋宁叫做耻辱。
正是在这之后的3R“运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罗马法复兴（三者开头字母均为R），才使欧洲社会真正走到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号召的资本主义革命的 道路上去。宗教改革，使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宗教基本从此开始专注于心灵和道德，体现为博爱；文艺复兴，以创作和表达的自由昭示着人性的本来自 由，上承希腊的“社会应为自由人之联合”的公民社会理想因之重光；罗马法的复兴，则无疑表示着两个方面——对以私权（以个人财产所有权为起点）为代表的个 人权利的承认与尊重，实际也就是宪政的发端；在作为公共契约的法律面前的平等，才是一个人作为公民在宗教终极意义之外，能够在现实社会层面得到的直接平 等。
正是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罗马法复兴的有机融合，信仰、自由、法治共同构成了社会的基石，封建王权逐渐收缩，活跃的市民社会逐渐成型，中世纪之后的欧洲逐步摆脱了发展的禁锢。而东方，则恰就在那时开始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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